摘要　清代帝王十分重视文物收藏，特别是乾隆皇帝，更使宫廷收藏达到了极盛。然而，自近代以降，清宫文物的聚散存藏与国势盛衰和民族荣辱息息相关。19世纪中后期，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劫掠和焚毁、八国联军对皇室财宝的抢劫与破坏，成为中华文化史上令人痛心的一页。辛亥革命后，逊帝溥仪暂居宫禁，大量清宫文物以各种形式流出紫禁城，散佚于国内外。故宫博物院成立后，清宫文物公之于世。20世纪三四十年代，故宫文物南迁及部分文物运台，最终形成了“一个故宫，两个故宫博物院”的局面。抗日战争胜利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财政支持下，故宫博物院在清宫文物的征集、回购和追索方面做了极大努力。与此同时，超过万件的清宫文物经由国家主管部门调拨，散藏于国内众多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及其他机构。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清宫文物被赋予了民族文化命脉的意义。

关键词　故宫；故宫博物院；清宫文物

中国历代王朝都重视文物珍宝的收藏，这些收藏不只因其珍稀宝贵，而且与政权继承及其合法性有关。清代帝王重视文物收藏，特别是乾隆皇帝，更使宫廷收藏达到了极盛。清宫收藏除承袭前朝皇室收藏外，还通过征求、进贡、抄没、制作等方式，积累了闳富无比的珍贵文物。然而，自近代以降，清宫文物的聚散存藏与国势盛衰和民族荣辱息息相关。19世纪中后期，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劫掠和焚毁、八国联军对皇室财宝的抢劫与破坏，成为中华文化史上令人痛心的一页。辛亥革命后，逊帝溥仪暂居宫禁，大量清宫文物以各种形式流出紫禁城，散佚于国内外。故宫博物院成立后，清宫文物公之于世。20世纪三四十年代，故宫文物南迁及部分文物运台，最终形成了“一个故宫，两个故宫博物院”的局面。抗日战争胜利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财政支持下，故宫博物院在清宫文物的征集、回购和追索方面做了极大努力。与此同时，超过万件的清宫文物经由国家主管部门的调拨，散藏于国内众多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及其他机构。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清宫文物被赋予了民族文化命脉的意义。笔者谨就十余年来日渐累积之资料，对清宫文物存藏散佚情况作一概述，希望此文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个大致的脉络。

关于清宫文物散佚概述，笔者需对几个关键性概念及问题略作解释及界定：

1.“清宫”，指清代宫廷。宫廷古时也称宫庭，是君主制的产物，原来指宫殿所在地，即帝王的居所，至清代又指与外朝相对的内廷或内庭，仍是皇帝、后妃起居的处所。现在所说的宫廷，既有地域的含义，更演变成一个政治性概念，即以皇帝的活动为主体，并包括皇室、亲近大臣以及为皇帝皇室服务人员的活动。作为与清内务府管理的文物收藏有关的概念，此处的宫廷有狭、广二义：狭义的宫廷指紫禁城以内，广义的宫廷指以紫禁城为主体的整个明清皇家建筑。明清皇家建筑是一个整体，宫室、园囿、坛庙、寺观、行宫、陵寝、藏书楼等，是一个有统一规划、统一规制、统一管理的庞大的体系。如承德外八庙就因为都属皇宫内务府直接建造、管理又地处京城之外而得名。这些建筑物所存藏的文物，都与宫廷有关，或是由宫廷直接移送来的。例如，沈阳故宫的文物，就多是从北京皇宫运去的。乾隆年间，不断地由北京向盛京运送宫廷珍品。如乾隆八年()，拨送大小金碗、金盘、金碟等余件，铜盘、铜碗余件；十年，拨送玻璃器、玉器、瓷器、雕刻品、文房用具数十件；十二年，拨送珐琅器、殿上陈设品等近百件；三十五年，拨送御制墨余件，编钟及编钟架子等配件4套；四十二年，拨送康、雍、乾款珐琅器40匣，金龙袍、金龙挂各10件等；四十四年，拨送康、雍、乾年款各色瓷器10万件；五十二年，拨送御制书画、历代名家书画数百件，等等。在乾隆帝下令编纂的“西清四鉴”中，就收录了盛京故宫的件青铜器。因此，与清宫有关的许多皇家建筑，一般都有过丰富的文物收藏，主要有沈阳故宫、承德避暑山庄、圆明园、颐和园等处。

但是，清宫文物收藏最集中、最丰富、最重要的地点还是紫禁城，紫禁城又集中在内廷。清宫藏品由内务府总管。内务府全称是总管内务府衙门，其职责是管理宫禁事务。在本文中，“清宫”一般指紫禁城皇宫，有时也涉及其他收藏宫廷文物较多的皇家建筑。

2.“文物”，清宫文物包含两类：一类是传统的古物珍玩，如铜瓷书画、各种工艺品及图书典籍等；另一类是反映宫廷典章制度以及日常文化生活、衣食住行的物品、明清档案等，它们大多是当时的实用之物，但也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在今天也是珍贵的文物。我们现在把前一类称为“古代艺术珍品”，后一类称为“宫廷历史文物”，统称为“清宫文物”。但是，人们常说清宫文物，一般是指清宫收藏的传世的铜、瓷、书、画等各种艺术品，对许多宫廷历史文物，过去则长期不作为文物对待，或仅列为“文物资料”，其原因主要是考虑到这些遗物存在缺乏艺术性、不完整性、大量重复性、时代晚近性、材质普通性等问题。宫廷历史文物是清代典章制度和宫廷生活的载体和反映，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和认识作用，是故宫遗产的一个部分。在本文中，“清宫文物”既指古代艺术珍品，也包括宫廷历史文物。

3.“散佚”，散失之意。在本文中，散佚特指清宫文物离开紫禁城以及原来存放的皇家建筑物，亦包括这些文物的损毁、流散于海内外公私机构与个人手中以及下落不明等多种情况。文物的散佚，既有战争抢掠、偷盗等非正常形式，也有特殊条件下的一些形式(如逊帝溥仪的文物拍卖、抵押)，还有文物的正常调拨(年以后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外拨)。因此，清宫文物散佚的性质，有合法流转与非法流转之分。从散佚文物的流向看，又可分为流散于国内的清宫文物与流散于国外的清宫文物两类。

4.清宫文物散佚的时间，本文是从近代开始，直至现当代；具体来说，始自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于年，时间长度约年。根据时代特点，本文将其划分为清代末期、民国时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个时期。清宫对玉器、瓷器等的赏赐与变卖，则追溯到乾隆时期。

5.本文重在勾勒散佚的过程，同时特列专节介绍青铜器、古陶瓷、古书画、图书典籍、明清档案等五类文物的散佚情况。

6.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对清宫散佚文物的征集回购作了极大的努力，亦设专节介绍。

一、清代末期清宫文物的散佚

(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劫掠和焚毁

圆明园不仅以园林著称，而且收藏有许多稀世文物。《石渠宝笈》记载的历代书画收藏于圆明园的有多件，同时珍藏有《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荟要》、《淳化阁帖》等珍贵图书文献与清代文书档案，还有大量的鼎彝礼器及各种珍贵工艺品。咸丰十年()，在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侵略者占领圆明园，开始了肆无忌惮的大洗劫。他们把那些最珍贵的物品保管起来，由联军双方平分。法国侵略者把大部分作为礼品送给拿破仑三世皇后欧仁妮，因为是她支持了这次中国“远征”。英国侵略者将其所得，部分进献给维多利亚女王，其余则按英军传统进行拍卖。这些“战利品”摆放在英军司令部驻扎的大喇嘛寺的正殿里，有玉器、瓷器、铜器、雕塑品以及金银雕像，大批优质皮货等。拍卖会进行了两天。据估计，拍卖收入可达12.3万美元。这个清廷经营了多年的东方艺术之宫，被英法联军洗劫一空之后，在英国首相巴麦尊的批准下，又被放火烧毁。大火焚烧了三天，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化成了一堆堆败瓦颓垣。不仅是圆明园，当时的“三山(万寿山、玉泉山、香山)五园(圆明园、畅春园、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也都受到侵略者的洗劫。“三山五园”损失陈设之物，仅有据可查的就有件。英法联军撤出北京时，勒迫北京地方政府备办大批车辆，装载抢掠的珍宝，仅法军就装满了多辆。

在伦敦，从年4月起，就有来自圆明园的大批物品，包括玉器、珐琅、瓷器、丝绸和钟表，被一次次拍卖。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海维亚统计，年至年间，伦敦进行了大约15次包含从北京掠夺物品的拍卖。雷吉纳·蒂里埃统计，年至年间，在德鲁欧拍卖行就进行了20来次拍卖。直到今天，在巴黎、伦敦、纽约、香港等地，仍有圆明园流出的东西在拍卖。据估计，流失在海内外的圆明园文物约万件。英法等国一些博物馆、图书馆现收藏有大量从圆明园劫掠去的珍贵文物。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有3万多件中国文物，包括书画、古籍、玉器、瓷器、青铜器、雕刻品等，其中直接从圆明园掠夺的文物就达2万多件，包括唐人所摹晋代著名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法国收藏圆明园文物最为著名的是枫丹白露宫的中国馆，达到3万多件，多是珍贵无比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精华。康有为年游历法国，在巴黎乾那花利博物院看到了从圆明园掠夺去的文物，痛心疾首，感慨万端。

(二)1年八国联军对皇室财宝的抢劫与破坏

1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不仅大肆杀戮义和团民，还大掠三日，更继以私人抢劫。特别是各国占领区迅速确立之后，被用于驻兵宿舍的宫殿、行宫、坛庙、公署和有名的寺院等，都成了掠夺的对象。日本在顺天府、英国在天坛、美国在先农坛、法国在西什库、俄国在南海、德国在社稷坛等驻扎，这些驻兵进行着长期不断的抢夺。颐和园、三海(南海、中海、北海)等地遭到抢劫。颐和园为清宫避暑游乐之地，陈列着大量的历代珍贵文物、图书字画和金银珍宝，尤以碧玺、宝石、翡翠居多，大多是各地进呈给慈禧太后的寿礼，都被掠走。

紫禁城是皇宫，自然是各国侵略者抢劫的重点目标。但侵略军总部怕各国在抢劫中产生矛盾和冲突，另外他们还准备继续承认清政府，于是决定不占领紫禁城。但事实上各国侵略者都曾利用各种机会进入皇宫进行抢劫，部分档案对此有所记载，如八月初四日，“洋人拿去乾清宫等物品清单”中记载有：玉器件、玛瑙44件、瓷器3件、笔16支、核桃珊瑚20件、扇子5把、搬指6个、竹木器7件、玩器35件、册页14册、手卷4轴、挂轴2件、铜器8件和石器墨纸4件，以上共件。乾清宫内的青玉古稀天子之宝1方、青玉八征耄念之宝1方、铜镀金佛2尊、碧玉双喜花觚1件和碧玉英雄合卺觥1件等珍贵物品，也被洋人相继抢去。另外，八月初六日、十二日、二十七日、九月初一日、十月初三日、初七日和初十等日的档案中，也有洋人抢劫东西的类似记载。

光绪年间，中海西岸修建了慈禧太后的寝宫和归政后的颐养之所，称为仪鸾殿。据《仪鸾殿陈设帐》记载，其内陈设着近千件珍宝，有玉器、瓷器、玻璃器皿，还有各式各样的钟表和宝石。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挟名妓赛金花住仪鸾殿达半年之久。一天深夜，仪鸾殿突然起火，瓦德西狼狈逃出，联军参谋长则烧死殿内，殿内珍宝化为灰烬。文献和典籍的损失也很严重。本来已残缺很多的《永乐大典》又失去了册。《宫中失去秘籍》中有《历代帝王后妃图像》轴、《玉牒》草稿76册、《穆宗实录》74册、《今上(光绪帝)起居注》45册等，以及宋元明的珍籍，“皆人间未见之本”。侵略军在天坛大肆搜掠存放的珍贵物品，搜掠的东西装了多箱，同时毁坏了大量瓷器、石雕、书画、木器等等。“英军驻军……撤离后仅存镈钟、特磬、编磬，其余全部遗失”。与年英法联军的侵略所不同的是，那次只是两个列强，占领北京仅两个月，这次是8个列强占领北京长达1年，皇家的文物珍品受到空前的劫掠和破坏。正如时人所言，经过这场浩劫，“中国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家奇珍，扫地遂尽”。

(三)皇帝的赏赐以及宫廷物品的变卖处理

清宫文物流散民间，也还有一些其他原因，例如皇帝的赏赐以及宫廷物品的变卖处理。乾隆时期，宫廷存贮的本朝以及前朝遗留的物件越来越多，乾隆帝就先后变卖了一大批。乾隆二十一年()变价“汉砚一方、黑漆有屉春盛一件、红玛瑙镶嵌一块”，这是乾隆朝宫廷变卖文玩器物的第一次记载。变卖玉器，最初是残破、质次的，且数量有限，而后则逐年上升。乾隆五十年()，宫廷造办处奉旨进行了乾隆朝规模最大的玉器变卖活动，从年初开始，历时12个月，共进行了24次，变卖各类新旧玉器件，这些玉器主要来自圆明园、淳化轩、清漪园、静明园、九洲清晏、秀山房、乐善园、寿康宫等处撤换下来的玉器，以及内库旧存。这一年同玉器一起变价的，还有玛瑙、象牙、牛角、玻璃、绿苗石、绿晶石、牛油石、绿猫石、白石、绿石、木变石、画石、西洋石、玛瑙器等件，象牙器30件等。宫廷对瓷器的变卖则更为突出，数量也最多。

二、民国时期清宫文物的散佚

(一)逊帝溥仪在内廷13年中清宫文物的损失

辛亥革命后逊帝溥仪“暂居宫禁”时，大量清宫珍藏以各种方式流出并散失在国内外。

为了满足庞大的开支，维持小朝廷的局面，他们便大量拍卖宫中的金银、珍宝、古玩等。民国十一年()1月，内务府在一份公开出售珍宝古物的招商广告上写道：“兹因经费拮据异常，现将库存古瓷、玉器、古铜约五百余件，招商出售，藉资补助。凡属殷实商号，有愿承购此项物件者，由一月七日起至十一日止，赴景山西门内务府筹备处检阅详章，交纳保证金一万元，应以本京殷实银行现银圆存单为适用，发给估价物类单一份，听候定期看物估价。”拍卖珍宝仍满足不了所需，还经常拿出一些金银珍宝抵押和变价，每年都有好几宗。年5月31日，经溥仪岳父荣源之手，向北京盐业银行抵押金钟、金册、金宝和其他金器，抵押款数80万元，期限1年，月息1分。“合同内规定，四十万元由十六个金钟(共重十一万一千四百三十九两)作押品，另四十万元的押品则是：包括八个皇太后在内的金宝十个，金册十三个，以及金宝箱、金印池、金宝塔、金盘、金壶等，计重一万零九百六十九两七钱九分六厘；不足十成的金器三十六件，计重八百八十三两八钱，嵌镶珍珠一千九百五十二颗，宝石一百八十四块。另外还有玛瑙碗等珍品四十五件。只这后一笔的四十万元抵押来说，就等于是把金宝金册等十成金的物件当作荒金折卖，其余的则完全白送”。

当时紫禁城偷盗成风。最大的监守自盗者是溥仪。时值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清点字画，溥仪就从他们选出的最上品中挑最好的拿，以赏赐溥杰为名，运出宫外，存到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溥杰每天下学回家，必带走一个大包袱，这样的盗运活动，历时五个月。运出去的字画古董，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曹娥碑》、《二谢帖》，钟繇、僧怀素、欧阳询、宋高宗赵构、米芾、董其昌、赵孟頫等人的真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原稿，有唐王维的人物画、宋马远和夏珪以及马麟等画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还有阎立本、宋徽宗等人的作品。古版书籍，是把全部宋版明版书的珍本运走了，运出总数大约有0多件字画、乾清宫西昭仁殿的余种宋元明版书。宫中偷盗已成为一种公开的秘密。在地安门大街上，新开了一家又一家的古玩店，他们都是太监或者内务府的官员们开的。店内卖的古玩，许多都是货真价实的内府珍品。

建福宫是乾隆时期建造的一处自成体系的大型宫殿花园式的院落。宫室内收藏着十分丰富的文物珍宝，有皇帝行乐图、帝王御容写真、名人字画、佛经、书籍、金佛、金塔、金银法器以及珍贵铜器、稀有瓷器等，收藏较为全面和系统。溥仪大婚时用的物品和全部礼品，也都存放在这里。年溥仪决定整顿内务府，清点库房。建福宫的清点刚开始，6月27日深夜，一场大火将建福宫花园及其附近的宫殿建筑化为焦土，大量文物珍宝付之一炬。据内务府所说，烧毁金佛尊，字画件，古玩件，古书几万册。究竟烧了多少东西，至今还是一个谜。

逊帝溥仪经常拿一些名贵的字画珍籍赏人，主要是他身边的“师傅们”。此外，溥仪对于北京城里掌握实权的人物，遇到他们的生日或新年，都免不了送古玩字画等作为贺礼，以为巴结、笼络。如年曹锟当了大总统后，溥仪送给他一份丰厚的生日礼物：哥窑天盘口大瓶2件、嘉靖青花果盘2件、玉雕云龙大洗1件、白玉双管甲扁瓶1件、白玉诗意山子1件、碧玉仙人山子1件、古铜三足朝天耳炉1件、古铜鼎1件、古铜鎏金双鹿耳尊1件、古铜提梁卣1对、珐琅葫瓶1对、珐琅宫薰1对、红雕漆格1对、红雕漆双耳尊1对。吴佩孚、徐世昌、张作霖等人的生日或新正度岁，溥仪都曾以古玩充作贺礼。年9月，日本东京发生大地震，溥仪也选了一批约价值美金30万元的古物、字画、珍宝，送交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以代现金作为赈灾之用，向日本示好。

溥仪被逐出故宫后，在天津住了7年，偷运出宫的这批书籍、字画，存放在天津英租界戈登路的一栋楼房里。在天津期间，这批文物被卖了几十件，也拿了一些送人。后溥仪到长春的伪“满洲国”当“皇帝”，他偷运出宫的这批古物就存放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楼下东间，即所谓的“小白楼”。年8月1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小田乙三宣布伪“满洲国”迁都通化，溥仪出行时除随身携带的珍宝外，其一行还带着最珍贵的57箱文物，后溥仪在沈阳机场被苏军所俘，其他留在大栗子沟的人所携带的珍宝、古文物及手卷，绝大部分交给了前来接收的东北民主联军的代表，但也有个别人没有全交。贮放古籍及书画的小白楼，在溥仪一行匆匆出逃长春之后，遭到了守护伪皇宫“国兵”的哄抢，大批书画被偷运，为了争夺国宝，有的大打出手，有的为了争夺一卷而撕成几段。例如米芾的《苕溪帖》，包首锦一段不知去向，引首是明代李东阳70岁高龄的绝笔手书篆文“米南宫诗翰”五字，被人撕去，帖心、前隔水、后隔水，被揉成一团，完全变形，书心被撕毁了一大块，残缺10字。溥仪盗运出宫的这批国宝，成为有名的“东北货”。这些书画流散出来，大部分流往关内，一部分再经香港等地流往国外。

(二)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与部分文物运台

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着我东北三省，平津震动，华北告急。为了保护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故宫博物院将院藏文物精品装箱南迁。古物集中装箱的以书画、铜器、瓷器、玉器为主，象牙雕刻等工艺类文物也不少；图书方面，可以说宫中所存值得运走的全部装了箱；文献方面，主要有档案、册宝、舆图、图像、乐器、服饰等。数十万件文物，装了箱又64包。同时，还附运了古物陈列所(箱)、颐和园(箱又8件)、国子监(石鼓10件碑1件)、先农坛(88箱)的文物珍品箱又8包8件，合计达2箱72包8件。先存上海，后转运南京朝天宫新库房储放。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这批文物又先后分三批避敌西迁，水陆辗转，最后存放在四川的巴县、乐山、峨眉。这批文物从年11月开始西迁入川储存，到年6月全部东归南京，在后方整整过了10年。在这10年间的分散保存时期，文物没有大的损失，创造了二次大战中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奇迹。

故宫南迁文物的损失在两方面：一是年七·七事变后文物由南京向西部疏散即西迁中因一些事故带来的损失；二是未来得及运走仍留存南京的故宫文物。据欧阳道达先生在《故宫文物避寇记》中记述，西迁文物损失有三次：1.年12月7日，由南京运往陕西宝鸡的文物，在宝鸡车站卸车时，突遇机车互撞，“致车中公字第六五三号(宁一○六○号)黄瓷大碗一箱与第二五四○号(和一三五号)钟表玻罩一箱，因震破碎”。2.年2月23日，一部分寄存重庆合记堆栈的文物，在卸存时因楼板塌陷，压损文物7箱，“除有所字第四二七二号(即瓷字二六七九号)箱装的瓷爵八件内二震碎又一件震损一足外”，其余6箱除箱板有擦损，但箱内文物均幸无恙。3.年6月26日，西迁文物在陕西汉中褒城县暂存时，驻守褒城马祠警卫士兵所佩戴手榴弹因失慎坠地而爆炸，弹片四射，致损及储存祠内文物4箱，并死伤士兵3名，“炸损箱件，经开箱检视，计有公字第一○八○号箱内号字二○二三号乾隆款白地青花瓷碗一件被炸碎，一五五七号箱内失号彩花大瓷瓶一件瓶口炸缺二寸许，并有裂痕；另有公字第一三八九号及一八五○号二箱，仅伤及箱件外表，而箱内文物均幸无恙”。

故宫文物分三路西迁，尚有未及疏散的箱文物仍存放于故宫南京分院朝天宫库房。年12月12日，南京沦陷后，日军占用朝天宫，将其改为“医院”，文物库房内的空气调节设备以及由北平转运而来的最新照相、印刷器材悉遭劫掠，文物箱件则分散移存于北极阁、中央研究院、地质调查所、东方中学等4处。抗战胜利后，教育部组织成立南京区清点接收封存文物委员会，各有关机关分成七个组，以“清点文物委员会”七字分编各组清点文物字号，于年1月25日开始清点北极阁等4处，至5月10日结束。“其属于文物类者，都凡二七七六箱，实包括原未装箱之捆包而并计，为便综合统计也。其与原封存文物箱件相差一七八箱者，以在敌伪时期有并装、移装情况而使然也。经八年沦陷，文物损失，幸不甚大。”当时还有进一步详细整理的计划：“一九四八年春，曾复按册载作一番清厘，其足凭以是正京字号箱原册者甚多。除已编陷京文物损失清册外，原拟另编京字号箱文物残损清册，失号文物清册，查缺文物清册，失号文物类似查缺文物对照册，京字册漏文物清册，文物品件及原点查号记载勘误册等，以资编造文物损失之精密统计，但因环境变迁，迄未着手，将于今后开箱检视及整理编目工作计划推进中，次第完成之。”可惜这项工作以后未再作。

北平本院在北平沦陷期间，留守人员虽遭受到种种压迫与困难，仍然贯彻行政院“令于可能范围内尽力维护”的指示，度过了处境极为艰难的八年。在这八年中，前五年完全由留守人员苦心孤诣地妥为应付。后三年，伪政府虽派有主持的人，实际上仍由留守人员保管，不幸有一部分铜缸、铜灯柱被敌伪劫掠而去，其余文物幸得安全。

年9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的辽沈战役行将解放东北全境，全国战局发生根本变化，南京国民政府准备撤往台湾，也决定选运南迁文物精品到台湾。年12月21日、年1月6日与29日，南迁文物分三批运台：第一批文物由海军部中鼎轮载运，共计箱；第二批为招商局的海沪轮载运，共计箱；第三批由海军部昆仑号运输舰载运，由于舱位有限及军舰停留时间短等原因，已装箱的箱文物，仅运走箱。

故宫运台文物2箱，约占故宫南迁文物总数的1/4，文物总数为件，其中古书画、青铜器、古陶瓷、珐琅、玉器、图书典籍、文献档案等，颇多精品珍品，海内外瞩目。部分南迁文物运台，形成“一个故宫，两个故宫博物院”的局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迁台文物件，主要为当年古物陈列所的南迁文物，而古物陈列所的文物又来自清沈阳故宫及热河避暑山庄，因此也属于宫廷文物。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迁台文物一直与故宫文物一起保存，现在台北故宫的文物藏品，就包括这两个机构的藏品。截止年底，运台文物加上到台湾后征集的各类文物，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文物总数为件。

(三)沈阳故宫、承德避暑山庄文物藏品与古物陈列所

清定都北京后，盛京(即沈阳)故宫藏有清入关前的一些宫廷文物，乾隆年间又从北京移送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及用品，主要有清帝及后妃祭祀、庆典活动所用的各类物品，帝后宝册、典章文物和皇家档案，历代艺术珍品和新造的各类皇家御用器物等，以此来提高盛京故宫的尊贵地位。为了贮存这些宝物，乾隆时还曾大规模增建、扩建盛京故宫内的建筑，例如修文溯阁以贮存《四库全书》。盛京故宫的文物都载在清末道光年间《翔凤阁存贮器物清册》、《西七间楼恭贮书籍墨刻器物清册》等中。其中历代名人书画尤为珍贵，有阎立本、释智永、周昉、巨然、黄荃、李唐、马远、夏圭、米芾、蔡襄、苏轼、李公麟、赵孟頫等多位书画名家的作品多幅(册)。这批书画艺术品与飞龙阁所贮之古铜鼎彝，堪称盛京皇宫藏品中的“双璧”。

清帝北巡塞外避暑、理政，届时举行木兰秋狝，这是有清一代极为隆重的礼仪典制。避暑山庄与其结为一体的外八庙经过康、雍、乾三朝的尽力营构，成为重要的政治舞台，谱写了政治智慧和民族统一的篇章。至乾隆时期，山庄及寺庙的文物陈设相当丰富。道光时，国势日渐衰微，内忧外患丛生，再无力举行巡典，绵延一个多世纪的北巡不得不告停止。道光五年()，开始大规模清理、归并热河宫廷及皇家寺庙陈设器物，部分陈设开始解送北京。热河的宫廷陈设品，经过道光、咸丰和同治三朝的清理、撤运，其中避暑山庄内各类库房存储的银两、备赏器物、宴筵器皿、宫内唱戏所用戏衣、砌末，礼乐大典所用丹陛大乐、中和韶乐的乐器和收藏的藏香等项，大部分运送北京。其余陈设品，包括金银珠宝及周围皇家寺庙陈设器物，皆集中于避暑山庄内保管。至清朝覆亡时，避暑山庄内贮陈设仍然数量巨大，品类贵重多样，尤以康熙、乾隆盛世精品官窑瓷器、精木家具、古铜器物、名人字画、文房四宝为珍贵，其中还有古北口以外诸行宫的大批陈设和帝后生活用物。

从清末至民国时期外八庙发生多起陈设被盗案。年，热河都统姜桂题盗走溥善寺、普乐寺、殊像寺多件文物，拆掉了溥仁寺后配殿及廊房共32间。年，军阀汤玉麟在避暑山庄内大肆攫取文物，拆毁古建筑，砍伐树木。年3月4日，侵华日军3万余人占领承德。避暑山庄德汇门前竖起两座炮台和碉堡，德汇门内成为日军盘踞的大本营，日军司令部设在东宫。日军拆毁、烧毁了一批古建筑，抢劫普宁寺用金字写成的珍珠装饰的《甘珠经》、《丹珠经》；将殊像寺会乘殿内由乾隆皇帝主持历时18载才完成的《满文大藏经》劫掠一空；从外庙抢劫各式镀金、银佛像尊，以及殿内陈设文物余件。“文化大革命”初期，避暑山庄与外八庙文物也受到一定毁损。

年，“中华民国”内务总长朱启钤呈请大总统袁世凯，拟将沈阳故宫、热河行官两处所藏各种文物集中到北京故宫，筹办古物陈列所，获得批准。年10月，内务部派员，并会同清室内务府人员赴热河清理热河行宫各处陈设物品。从年11月到年10月，前后运送7次，共计箱，文物余件。主要有玉器、瓷器、大臣书画、围屏、珠宝器、书籍、古铜、珐琅、佛供、扇子、字画、盆景、文玩、钟表、竹木漆器、戏衣、如意、插挂屏、铺垫等。年，又由热河运来一批文物。由避暑山庄运京的文津阁《四库全书》，后移交京师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起运盛京故宫文物，从年1月23日开始，到3月24日结束，前后运送6次，计1箱，约余件。主要有瓷器、古铜、字画、珠玉文玩、书籍等。

年故宫文物南迁，古物陈列所保管的文物，也奉命装箱随同故宫博物院第二批南迁文物装运火车南迁。先后南迁的文物共四批，计箱、件。这批文物一直随同故宫南迁文物保存，抗战胜利后东归南京。

民国三十五年()12月3日，行政院决议，古物陈列所归并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留存北平文物(件)及所辖房屋馆舍，拨交故宫博物院。古物所南迁文物，全部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管，后来其中的箱、件运往台湾，现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的一部分。

当年古物陈列所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南迁文物，除上述小部分运台外，其余的箱、约件全部留在了南京，成为后来南京博物院的主要存藏。这些宫廷文物种类多，精品也多，如宋钧窑三足瓷洗、明洪武官窑釉里红寿石花卉纹瓷盘、明永乐青花云龙纹扁瓶、清康熙青花万寿纹尊、清雍正《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清艾启蒙的《八骏图》、明景泰蓝云龙纹瑞兽火炉、清乾隆铜镀金垂恩香筒、英国造铜镀金鸟笼钟、清乾隆铜佛像、清嘉庆“和硕智亲王宝”金印、清穆宗毅皇帝金发塔、清金坛城、清高宗纪绩嘉诚碧玉册、清乾隆玉根龙云洗、清紫檀边铜珐琅渔樵耕读挂屏、清雕漆描金宝座等等，都是稀有的珍品。

三、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与年以后清宫文物的散佚

年11月5日，逊清皇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年11月20日，“清室善后委员会”正式成立，宣布紫禁城完全收归民国政府。并着手对清宫文物进行系统查点，直至年3月，清宫物品点查方告结束，登记造册，出版了《清宫物品点查报告》6编28册，清宫遗留文物共计万余件，包括三代鼎彝、远古玉器、唐宋元明各代的书法名画、宋元陶瓷、珐琅、漆器、金银器、竹木牙角匏、金铜宗教造像以及大量的帝后妃嫔服饰、衣料和家具等。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图书典籍、文献档案等。这些文物就成为年成立的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当然，清宫旧藏的数量远不止这些，当时有些殿堂尚未清点，清点过的一些物品，因计算方法的原因，与实际数量亦有不少出入。例如故宫的一些档案，原来是按包扎，以一包为一件的，实际上一包之中所含的物件等，多者竟达一二百件。运台的档案文献，按原来统计办法是件，后重新按件整理，则变成了件，是原来的十多倍。

20世纪30年代离开故宫的南迁文物，除2多箱运往台湾外，其余文物中的箱分三次返回北京故宫博物院。第一次，年1月，运回0箱，其中文物箱，器材箱。第二次，年6月，挑选文物分两次由火车运回，合计箱。第三次，年9月，运回箱件，有玉器、瓷器、铜器、金器、书画、珊瑚、服装、陈设、武备、图书、戏衣、仪仗以及实录圣训。

根据档案资料，年部分文物北返后，南京库房原存箱，年处理花盆箱，现仍存6箱、件。绝大部分是瓷器，有康、雍、乾以至宣统九朝与大雅斋的青花、各色彩釉、一色釉、黄釉及加彩等盘碗杯碟多件，瓶盘壶爵盆多件；另有其他文物多件。故宫博物院一直努力争取这批仍滞留南京朝天宫库房清宫旧藏的回归

故宫博物院现存藏着最为丰富的、珍贵的清宫文物，且品类众多，体系完备。故宫文物依据不同质地、形式和管理的需要，共有25大类。截至年12月15日，珍贵文物、一般文物和标本共计件(套)。在这多万件(套)文物藏品中，约万件(套)是清宫旧藏和遗存，占藏品总数的86%，其余约25万件(套)为建院以来的新收藏，占藏品总数的14%。

实际上故宫博物院的清宫文物应该更多，但是新中国成立后院藏文物曾大量被调拨出去。这种调拨是在国家文物主管部门批准协调下进行的，种类多、数量大、持续时间长。所拨出的主要有档案文献、典籍图书以及古代艺术品与宫廷历史文物，其中档案文献万件、典籍图书数十万册、陶瓷书画珐琅织绣等艺术品、宗教文物及宫廷历史文物共8万多件，总数超过万件，散存于国内许多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及其他机构。这也是清宫文物年以后的散佚。

(一)明清档案部门的整体划出

清宫的明清档案一直是故宫博物院的重要藏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分重视明清历史档案，宣布档案为国家财富，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的原则，又陆续接收和征集散失在有关机关单位及私人手中的万件(册)明清档案。年故宫博物院的明清档案划归国家档案局，包括清代内阁、军机处、宫中、内务府、宗人府、清史馆等处所藏档案文件以及明末档案文件，共计架、箱、麻袋，约余万件，加上南迁档案箱、余万件，共约余万件。年，这些档案又回归故宫博物院管理。过了10年，即到年，合计有万件的明清档案连同保管的10万册(函)图书资料再一次拨交国家档案局，改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故宫现仅留有少量清宫档案，以及实录、圣训、本纪、历书、则例、舆图、书版、陈设档案、服饰画样等。故宫博物院曾保存宫中舆图5多件。随着明清档案的拨交，遂把其中与清宫历史有关的件保存下来，其他件舆图则移交国家档案局。

明清档案部门的整体划出，是年以后故宫博物院在机构及业务上的最大变化。

(二)典籍图书的外拨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长期以来是个重要的业务部门。年至年，在国家支持下，故宫博物院仍然致力于收购清宫流失出去的珍籍，继续充实着故宫的典籍收藏。

20世纪50年代初，故宫已将部、00余册宫中书籍拨给了中国科学院、北京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及部分省市大学等23个单位。后来还先后将不少宫廷藏书拨交给一些省市区图书馆等单位，如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14种、册)、内蒙古大学(蒙文书籍2部、36册，其他书籍93部、册)、河北省博物馆(部、册)、河南省博物馆(20部、册)、河南省图书馆(54部、册)、天津市图书馆(94部、册)等。

接收故宫外拨书籍最多、质量最好的是北京图书馆，即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年，故宫将存在柏林寺的完整的18世纪《龙藏》经版外拨北京图书馆，计架块。年，这批经版又移交北京市文物局，现由云居寺收藏。年9月，故宫拟将藏书中的重复本及与业务无关的书籍约23万余册拨给北京图书馆，并由北京图书馆把其中一部分分配给需要这些书籍的机关、单位。北京图书馆则提出要“天禄琳琅”图书，故宫也答应了。“天禄琳琅”是清宫秘藏善本书中的精华。清室善后委员会当年查昭仁殿存书时发现，属于天禄琳琅藏书者仅得部，不到《天禄琳琅续编》所著录的一半。原来逊帝溥仪暂居内廷期间，把其中余种珍版书偷运出宫外。后来这批书籍散落在东北，年以后，逐渐收回，重聚于北京故宫。年5月，故宫博物院移交北京图书馆天禄琳琅书目续编中的共种、册，另拨交非天禄琳琅却系宫廷珍本29种、册。

(三)器物的外拨

查阅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调出档案，首次调拨文物是年。从年至年的37年中，除－年及年、年没有拨出外，其余31年每年都有向外调拨的文物。最后的记载是年，给上海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调拨清代青花瓷研钵(故字号)1件、杭州的中国茶叶博物馆瓷器、生活用具8件(故字号)。调出文物最多的一年是年，达件，年也多达件；最少的是年，给苏州丝绸博物馆调拨清代苏州造织绣材料4件。一些属于借出的清宫文物，以后则改为调拨。截至年，故宫博物院调拨出的文物共80件另87斤1两，其中约有2多件不属清宫旧藏(件为国际礼品)。

故宫器物的拨给单位，包括国内外的博物馆、事业单位、企业、人民团体、科研机构、寺院、学校、国家机关、电影厂等。根据档案记载，其中拨往文物最多的单位是现在的国家博物馆即原来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多达件。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成立，北京故宫曾把包括虢季子白盘、《乾隆南巡图》等在内的件珍贵文物拨了过去。北京故宫拨出文物涉及10个国家及国内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部队单位。其中，国内共件另87斤1两，拨往国外文物1件。拨给文物数量超过0件的单位有以下11个：国家博物馆(件)、沈阳故宫(件)、承德外八庙(件)、民族文化宫(件)、湖北省博物馆(件)、洛阳市文化局(件)、清东陵管理所(保管所)(件)、北京电影制片厂(件)、中国工艺美术学院(件)、国庆工程各单位(件)、中国佛教协会(件)；超过0件的机关单位有：外交部(件)、黑龙江省博物馆(件)、广东省博物馆(件)、轻工业部美术工艺管理局(件)、承德避暑山庄(1件)、景德镇陶瓷馆(包括景德镇陶瓷研究所)(1件)、文化部(件)、外贸首饰公司(3件)、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1件)、湖南省博物馆(件)、长春电影制片厂(0件)。拨给国外的共1件：保加利亚博物馆(35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件)、哥斯达黎加(6件)、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博物馆(65件)、毛里求斯(2件)、日内瓦人类博物馆(46件)、苏联东方博物馆(件)、苏联特列恰可夫画馆(23件)、新西兰坎特伯雷博物馆(21件)、伊朗(1件)、日本(1件)。

故宫外拨藏品的类别有：陶瓷、铜器、玉石器、漆器、珐琅器、织绣、绘画、法书、铭刻、雕塑以及其他工艺品、文具、生活用具、钟表仪器、宗教文物、武备仪仗、古籍文献、外国文物、其他文物等。

故宫博物院外拨的文物，有些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年，故宫大佛堂的2余件佛教文物迁运河南洛阳，佛像被安置于某寺院，其余文物如两座九级木塔等则为其他文物部门分别占用。大佛堂是故宫西路慈宁宫后殿，明嘉靖十五年()建成，为后妃礼佛之所。该殿面阔七间，进深三间，殿宇宏敞；直至年佛堂被拆之前，仍完整地保持着明清皇宫内佛堂的历史原貌。佛堂中有目前国内仅存的整堂元代干漆夹苎十八罗汉像、三世佛像、天王像、韦陀像等23尊，均属一级文物。干漆夹苎像是佛教造像中最珍稀的品类，它靠多层麻布、彩漆成型，重量较轻，造型精美，但因不易保存，存世极少，堪称国宝。根据故宫整体维修的规划，恢复大佛堂是其中的重点项目，而且于明清宫廷藏传佛教研究以及故宫的完整保护，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多年以来，为实现故宫文物藏品的完整性，故宫博物院与文博界为其归还故宫在不懈地努力着。

未完待续

本文发表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