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经济的变化会和外贸有那么密切的关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看看中国经济的特点。从前我们在中小学读书时，课本上总是说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事实上，我国人口确实众多，而现代经济所需要的许多重要资源却十分贫乏。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一个朋友曾说：老天对中国很不公平，你看俄罗斯有那么多石油，印度有那么多铁矿，巴西有那么多森林，而中国只有众多的人口。但是中国经济为什么还会发展得比俄罗斯、印度、巴西都要好，归根结底是中国人民的特点。前些年美国出版了一本书《谁养活中国》，认为中国人口太多，在毛泽东时代搞定量供应，一个大学生一个月25斤粮食就可以打发过去，因此还可以勉强生活。现在供应放开了，大家的消费水平提高了，中国人也要吃得好，因此中国的农业就不能承受了。那么，谁来养活中国？一个可能是中国富起来后，有钱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生产的剩余粮食都买过来。但是这样一来又引起新的问题：国际粮价被中国抬高了，中国买得起，许多第三世界穷国却买不起。一些对中国有歧见的西方学者还认为，中国的发展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挡住了。例如石油，现在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进口国。油价在中国经济起飞的时候才20美元一桶（年），而到年已达美元一桶，比三十年前涨了几倍。印度经济开始起飞后，也需要大量石油，但油价已经太高，买不起那么多油，所以只好发展软件。近年来，全世界生产出来铁矿石的40%被中国买走，其他的国家想要发展钢铁工业，就买不起铁矿石了。现在有一些国家开始敲诈中国，比如说要成立铁矿石输出联盟，要提价，提价之后中国不得不买。由此可见，中国资源确实是太少，维持一个农业社会可能可以，但要发展现代工业经济，那是肯定不够的。

　　但是中国却有一种比其他国家更加优越的资源——人力资源。经济学史家德?弗理斯（JandeVries）总结说：近代资本主义人力资源有三大特征，即工作勤奋、重视教育、具有商业精神。他认为英国之所以能在18、19世纪欧洲诸国的竞争中胜出，就是因为英国的人力资源有这三大特点，而这三大特点是资本主义成功的关键。而中国的人力资源就具备了这三大特点。

　　1.勤奋

　　德?弗理斯提出了“勤勉革命”（industriousrevolution）这个概念，意思是欧洲人从此开始比较努力地工作，变得更加勤奋，人们改变了金钱和休闲之间的相对平衡，变得比较愿意接受较长时间的工作，来获得货币实物。不愿意劳动太辛苦是人的本能，没有人天生愿意比别人更辛苦地工作。只有在某些条件下，人才会变得更愿意辛苦工作。这些条件是什么？主要是物质主义。就是说，我要比我的邻居过得好，哪怕只是一种面子上的好。比如说别人只能开一辆普通的国产车，我一定要开一辆凯迪拉克，哪怕实际上舒服的程度差不多，但我觉得很有面子，在心理上很舒服。但是为了这辆凯迪拉克，我可能要比我的邻居多工作许多时间，要吃苦，要节约，但是我愿意。这就是物质主义。

　　物质主义在欧洲出现得很晚，即使在英国也是如此。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发生圈地运动，农村出现很多剩余劳动力。这些人不愿意去做一些累人的工作，因此到处流浪。政府用非常严厉的立法来强迫他们去工作，包括鞭笞、烙印乃至割耳等血腥的办法，强迫他们到了工厂里，一天劳动十二个小时。后来物质消费主义出现之后，英国人变得勤奋起来，不用鞭子也努力工作。在18世纪后期，英国人和荷兰人成为欧洲工作最勤奋的人。

　　在中国，勤奋工作出现得比欧洲早。我们不能说唐代或者宋代的人工作很勤奋，因为尚未从史料中获得证据。但是到了明代后期，江苏、浙江、江西、福建一带的人已经以勤奋著称。他们勤奋工作的动力就是赚钱，赚钱之后消费，比别人过得好。这就是为什么到了那时候，一些特殊的消费品像烟草、鸦片、绸缎等，会迅速流行起来。中国人的勤奋由此形成习惯，特别是变成了中国东南部人民的特点，大家都知道不奋发、不努力就不会变富，而这种观念在很多国家是没有的。

　　2.重教

　　柏金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高度重视教育。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到了今天，全国才会在高考时进入一种“准紧急状况”。高考那几天（甚至前几天），考场附近不准有声响，建筑工地要停工，交通要管制。这种现象，全世界都没有，只有中国有。但是这不是自古就有的。宋代以前，教育是上层社会的专利。教育深入民间，重视教育成为一种全民的心态习惯，是宋代以后才有的。中国的科举制度，至少从理论上来说，科举考试对社会中所有男子都是开放的。朱元璋改革科举考试方式，决定采用八股文后，像范进、孔乙己这类生活在下层社会的人，就都可以通过国家考试制度，进入上层社会；而像贾宝玉这样大富大贵之家的公子哥儿，如果不去参加考试，哪怕血统再高贵，也不可能做官并由此进入上层社会。所以在这种激励下，中国重视教育的传统变成全民的行为。

　　过去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大多数人无法接受教育，因此中国是一个文盲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但在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还没有陷入内乱外患的恶性循环时，情况并不如此。用近代早期的标准来看，清代中国识字率非常之高。罗友枝（EvelynRawski）估计在清代中国男子的识字率为35%到45%，女子是2%到10%。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如广东，农村男子的识字率差不多有50%，广州城则达到80%—90%，即几乎所有的男子都识字。而在长江三角洲，比例可能比这个还要高。今天印度成人的识字率为50%—60%，大多数非洲国家还更低。所以在19世纪初期中国能达到这样高的识字率（特别是在中国东部，大部分成年男子都能识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到了19世纪初期，在中国东部地区，上学读书已经成为一种大众化的现象，并不是有钱人才能读书。在明朝末年小说《鸳鸯针》里，描写了浙江杭州郊区农村里一个私塾开学时，家长们都送小孩来读书。那都是什么家长？

　　卖菜的短褂随腰，挑担的破肩连顶。

　　种田的两只泥脚未曾干，算命的一部揸须连口臭。

　　行医的不分苍术生陈，说媒的开口东张西李。

　　做烧卖的浑身米屑，当厨役的遍体油飞。

　　充皂隶的高步上座，做里长的尖帽青衣。

　　这些都是社会下层的人，但都送孩子去农村私塾读书。到了清代嘉庆、道光时期，在浙江湖州一带，小孩学习三年会写字之后就回家种地。男子七八岁就跟老师读书，有空就回家去割草喂羊，或随父母做一些工作。杭州一带的农村小孩，读书到十五岁就回去种田。在江苏松江一带，男孩五岁到十岁就去识字，穷人也是如此。即使要去谋生的话，小学也还是要读。所以中国的传统，在18、19世纪初期的中国东部，已经不是为了考科举才重视教育。大众送孩子去学会识字，并没有想让他们去考科举，因为没有可能。那么读书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获得基本的读写能力，日后用于商业，比如订立契约、做买卖、典当等等。重视教育意味着可以更快地学会技能，因此对于提高劳动力素质有重要作用。

　　3.商业精神

　　要勤奋工作，要努力学习，一定要有动力。勤奋工作和重视教育的根本动力是什么？是市场经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动力主要来自是外界，也就是竞争的压力。在这种竞争中，你做不好，你就不能过得比别人好。竞争往往通过市场来发挥作用。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中国东部的经济已经相当商业化了。只有提高劳动技能和文化水平，才能够在竞争中不至于被淘汰。除此之外，还要有商业才能，才能在竞争中处于主动。柏金斯说：19世纪的中国农民已经掌握了相当多的商业知识，能够进行买卖、借贷、典当、抵押、租借、雇用、承包等行为，而且知道书面文契的重要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在今天的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还不会做这些事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俄罗斯。俄罗斯人民在军事、科学、文学等方面具有天赋，但在商业才能方面却比较欠缺。苏联解体之后，叶利钦政府解散集体农庄，把土地分给农民，让他们作为独立农夫去耕种。很多地方的农民却拒绝接受土地，因为他们说不会自己经营。这是自沙皇时代农奴制遗留下来的传统，上面命令，下面执行，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去做，现在要自己搞买卖、借贷、典当、抵押、租借、雇用、承包，实在太复杂，做不了。

　　中国人民（特别是东部地区的人民）在明清几百年中，一直受到商业化的熏陶。作为结果，商业精神已经融化进血液里，到哪里都能表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成千上万福建、广东的穷困农民在自己家乡活不下去，跑到东南亚、美洲之后，很快就发家致富。大家知道林绍良，他出身于福建福清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十几岁跑到南洋，现在是印度尼西亚的首富。他出去时不识多少字。但福建人的商业才干，早已通过传统文化，在他的心里已经打上了深深的印记。大多数中国移民都是这样，所以许多外国学者觉得非常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些不识字的中国农民，被作为契约劳工（即“猪仔”）贩卖到美洲、东南亚，契约期满后，没有人再干农业，全部去做商人。从小商小贩一直做到最大的商人。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祖国时，环境已经使他们具备了商业的才能，所以他们到了新地方后，当地土著没有这方面的才能，从而无法和他们竞争，因此他们在竞争中当然就占了很大的优势。

　　中国人民在明清时期已造就了吃苦精神、重视教育以及商业才能，所以中国的劳动力成为一种重要的商品：苦力。为什么？因为许多地方的人民没有像中国东部的人民那样，经历过几个世纪的三种因素的熏陶，因此中国的劳动力有很大的不同。苦力的后代没有人再做农业，甚至很少再做体力劳动的，绝大多数人变成了商人，并且支配着当地的经济。这些，就是中国劳动力的特点。

　　中国自然资源不足，但劳动力质量很高。在世界经济中要扬长避短，就要弥补资源劣势，发挥人力优势；而主要的方法是通过贸易，用人力来换取资源。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但是这个办法并不是今天才出现。

　　蒲安臣（AnsonBurlingame）是美国很有名的政治家，共和党的创始人。非常有意思的是，他做过美国驻华公使，也做过中国驻美公使。清朝和美国建交之后，找不到合适的人去做美国大使，所以就请他来做。马克·吐温对他的评价很高，说“他对各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和仁慈胸怀，已经越过国界，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世界公民”。他对中国很有感情，做了中国驻美公使后，到美国商会去演讲，对美国商人说：”把你们的小麦，你们的木材，你们的煤炭，你们的白银，你们的货物交给我们，我们尽我们的全力送到中国，为你们带回茶叶、丝绸和自由劳动力。”小麦、木材、煤炭都是资源，而茶叶、丝绸都是制成品。换言之，他的意思就是把美国的资源送到中国来，然后把中国制成品送到美国去。当然，他想把自由的劳动力带到美国是不现实的，因为中国工人工作太过于勤奋，工资又低，引起白人工人的愤怒。年美国通过了《排华法案》，不允许中国人再去。但是他的思路就是用西方的资源来换取中国的劳力，或者中国劳动力加工的产品。这是很有道理的。到了今天，我们看到历史又再重现。由于中国劳动力质量优秀，所以能够迅速学会先进技术，降低生产成本。这种情况不是今天才出现的，而是清代就已出现了。

　　所以，关于中国经济的变化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变化的关系，我们可以总结为一句话：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从我们中国自身的情况来看，中国更离不开世界，因为我们资源确实匮乏。如果不通过与外部世界的贸易改善我们资源匮缺的状况，我们的人口不仅不是优势，而且是劣势。任何一笔财富用十三亿来除的话，那都是微不足道的。

　　4.18世纪中国繁荣的基础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18世纪中国繁荣的基础。首先是中国国内的中部、西部资源的大开发。中国中部地区（湖北、湖南等地）的资源，在明朝时开发颇为有限，而东北则完全没有开发，只是在辽河流域有很少的汉人移居。再看西南部，明朝四川人口不多，云南、贵州人口更少，因此开发非常有限。但是清朝就不同了，不仅西南以及东北得到大开发，中部也得到进一步开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这是18世纪中国繁荣的内部资源基础。

　　18世纪中国繁荣的外部资源基础与东亚贸易圈的形成有关。滨下武志先生认为东亚贸易有三个圈，第一是中国东部，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第二是中国内地；第三是中国的边缘，即蒙古、新疆、西藏、日本、东南亚。这三个圈中心都在长江三角洲。换言之，东亚世界已整合成为一个经济圈，而长江三角洲处于东亚经济圈的中心，就可以享受到最大的好处。这也是为什么上海在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邓小平南行之后），可以一下子迅速发展起来的缘故。最近日本有人对中国的兴起感到很恐惧，为什么？因为在这三个同心圆里，日本都在边缘。现在中国的经济规模是日本的1.5倍，如果以后变成两倍、三倍、四倍、五倍，那么日本真的就有可能成为边缘了。

　　处于这个东亚贸易圈的中心地位有什么好处呢？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比较容易使用圈内其他地方的资源。18世纪长江三角洲经济的繁荣，绝对不是依靠长江三角洲本地的那点资源能够支持的。有些学者研究江南经济，总是说这里得天独厚。再得天独厚，也就是那么一小块地方，而且这里没有矿产，没有森林，没有能源，一定要依靠其他地方的资源。

　　在18、19世纪，中国东部由于居于东亚贸易圈的内核，所以日本的铜，美洲的银，东南亚的粮食、木材、锡、香料、药材，蒙古的牲畜、皮毛，印度的棉花、染料，俄国、美国的皮毛，都流向中国东部来了。广州所在的珠江三角洲之所以能够在18、19世纪变成中国第二大经济中心，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外部的资源。珠江三角洲大量的土地都用来种桑树，本地出产的粮食经常不够吃，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从东南亚输入的粮食。当时有记载，中国的商人已经发现在浙江造船太贵，在福建造便宜一点，在广东造更便宜，在越南造最便宜，所以很多商人就去越南造，造成之后再开回来。再说美国，我在美国的时候看到一本讲波士顿商人的书，说阿拉斯加海豹的灭绝，就是因为清代中国人喜欢海豹皮，而当时美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卖给中国，就去打海豹，结果把海豹灭绝了，这是生态史上的一个灾难。中国将来兴起之后，可能还会引起很多问题。去年缅甸首都学生到中国大使馆示威，说中国现在大量进口缅甸的木材，使得缅甸北部山区的森林资源都耗尽了。他们说的可能也是事实，但是从另一方面也可见，处在一个经济中心位置，可以充分地利用别处的资源。

　　外部的资源进入中国之后，可以使中国的人力资源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我们今天讲“外向型经济”，其实在18世纪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的经济已经是一种外向型经济了。比如说纺织业主要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而依照有些学者的估计，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生产的丝绸，到19世纪中期，大约有一半是出口的。在当时的中英贸易中，由于英国大量入超，所以东印度公司鼓励商人运送印度本地的物产到中国。由于东印度公司给予港脚商人的条件相当优厚，于是大量的印度商品就被输入到中国。从年代到年代初期，棉花是印度输入中国的主要商品，年代以后，棉花每年的输入量仍然有增无减，但由于鸦片进口的急速增长，棉花的相对重要性退居第二位。在潘有度的时代，棉花是商人的主要商品。活跃于印度棉花主要产地固加拉特附近孟买的祆教商人也就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棉花的进口在年以后，每年都在20万担以上，年以后更超了30万担。珠江三角洲人民用这些棉花纺织出来的棉布，大部分出口到了英国。长江三角洲生产的棉布，也大量通过内河航运运到广州，从那里出口。现在英文中餐巾叫作nankeen，因为原来是以南京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生产的布。景德镇德化的瓷，福建安徽的茶，都是外销的。如果说没有国际市场，这些中国最发达的产业和地区，其经济发展是不可能达到这种水平的。

　　5.19世纪中国衰落的基础

　　19世纪中期以后，一直到20世纪前半期，中国经济急剧衰落，这也和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有密切关系。鸦片战争前，中国在东亚经济圈中处于中心地位，从而能够享受各种好处。西方人到来后把这个格局打破了，从而中国从东亚贸易圈中得到的好处也不复存在。更有甚者，西方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掠夺中国的资源。中国缺的是资源，富裕的是人力。把资源掠夺后，当然造成大量的人失业，中国的优势就变成了劣势。

　　在20世纪头三十年中，外国资本把中国最重要和最稀缺的重工业资源的控制权都抓到了手里。其中做得最凶的是日本，日本经济近代化的过程就是对外掠夺的过程。日本和中国在一些方面很相像，一方面是资源贫乏，另一方面是丰富而高质量的人力资源。但是日本和中国不同，中国有很大的腹地，并且已经和外部世界建立了密切的贸易联系，可以通过和平的手段来获得资源，而日本则否。日本一旦需要资源进行近代化，但又竞争不过西方国家，所以只好向中国下手。通过对中国的大肆掠夺，日本经济得到了发展，而中国经济就因此受到了重创。

　　在轻工业资源方面，西方和日本对中国的破坏也非常严重。鸦片战争开始后，中国失去关税的保护，使中国在全球化中处于最不利的地位。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不平等条约规定中国的关税仅为5%。这是全世界最低的关税。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只交5%的关税，然后再交2.5%的子口半税，就可以在全中国畅销无阻。而中国产品在国内，每到一个地方都要交厘金和别的附加杂税。所以即使在中国国内市场上，中国商品在与洋货的竞争中也处于不利地位。列强用暴力手段使得中国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使得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处于最不利的地位。

　　列强不仅剥夺了中国的关税保护，而且还用高额的关税来阻挡中国的产品输出。年时，西方棉布还无法和中国棉布相竞争，所以用高额的关税来挡住中国棉布，以保护工业革命最重要的部门纺织业。法国和英国在年签订优惠协定大大降低了关税后，法国对英国的纺织品还征收15%的关税，以保护法国自己的纺织业。但是法国对中国的纺织品进口却征收30%的关税，使得中国纺织品几乎无法进入法国。美国对中国棉布征收的关税，更是中国对美国征收关税的25倍。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产品怎么进行竞争？

　　最大的变化发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到了这时，英国工业生产已经完成机械化，加上苏伊士运河开通，英国输往中国的布匹价格大幅下降。价廉物美，英国棉布输出到中国后，就把中国传统的棉纺织业打垮了。清朝著名的企业家郑观应写了一本《盛世危言》，这本书对20世纪初的中国人影响很大。毛泽东年轻的时候就受了这本书很大的刺激。郑观应在书里说：“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补救、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桕树不为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器，故工致而价廉，且亦成功；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贵，且成功亦难。华人生计，皆为所夺矣。”外国商品进来，中国没有关税的保护，因此中国的传统工农业就完了。吴承明先生估计，仅只进口的洋纱、洋布两项，即相当于8亿个手工劳动日，仅此就导致了数百万人失业。中国丰沛的劳动力，就从一种优势变成了劣势。这些人没有工作，就没有饭吃，那怎么办？唯一的出路就是造反。很多研究太平天国的学者指出，太平天国与鸦片战争以后出口中心转到上海，广东大量劳动者失业有关。大家起来造反，这就加剧了中国内部的动荡。再加上外部如日本发动战争的破坏，经济当然越来越坏，使得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总是处于最坏的地位。到年之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变得越来越好，能够以和平的方式进入世界市场，在其中扬长避短，获得利益，所以能够有好的发展。

　　最后，可以总结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离不开世界，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对这个客观事实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修正过去对中国经济史上很多重大问题的看法。20世纪最后的二三十年中国经济起飞，证明了过去很多看法是有偏见的，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所以，我们有义务和责任，为解读中国近几百年的历史提供新的解释。

　　历史并不只有光明的一面，还有黑暗的一面。一个人如果只看到其中的一个方面，那么他对历史的理解就是不全面的。

　　各国人民交往的历史，既有铺着鲜花和红地毯的光明一面，也有流淌着血水和眼泪的阴暗一面。正因为历史有这样的阴暗面，所以布罗代尔说，以往的一切历史从来没有公正可言。以建构世界体系理论著称的沃伦斯坦也说：“（历史）书写真的是可怖的。”布罗代尔说：“作为历史学家，我的任务既不是要判断资本主义的好坏，也不是要认定它守规矩或玩花招，而是要认识它或理解它。”对于早期经济全球化，我在此也不是判断它是好还是坏，而只是要认识它或理解它。既然这段历史有今天我们看来阴暗的一面，那么我们就应当正视之，这样才能认识它或理解它。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经济全球化开始并迅速进展，导致东亚世界原有的秩序被打破，而新的秩序又尚未建立。因此如同整个世界一样，东亚世界也变成了一个无法无天的混沌天地。在这个混沌天地中，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成为国际行为准则。什么人类之爱、公理正义、礼义廉耻等，在这里都看不到踪影。这里经常能够看到的是刀光剑影，听到的是枪炮轰鸣。而隐藏在其后的，除了传统的征服、掠夺和奴役外，更多的是商业利益。

　　西方的司法女神，披白袍，戴金冠，左手持天平，右手持长剑。这个形象来自古罗马神话中的正义女神朱蒂提亚（Justitia），英语中的“justice”一词就来源于此。近代早期世界上最成功的企业——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形象是“左手拿着账册，右手拿着刀剑”。考虑到这个时期发生的军事技术革命，我们可以把刀剑改为火枪。火枪意味着新型暴力，账簿意味着商业利益，因此“火枪加账簿”就是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的写照。其含义是这个时期蓬勃发展的国际贸易与暴力有着程度不等的联系。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各种利益主体在相互交往中往往运用暴力。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个原因是出于商业的性质和商人的本性。商业是一种有组织的为顾客提供所需的商品与服务的行为，通过以高于成本的价格卖出商品或服务来盈利。盈利是商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动力。这种性质体现在从事商业的人（即商人）身上，因此商人的本性是求利。在求利的驱动之下，商人常常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古希腊哲人柏拉图这样评论商人：“一有机会盈利，他们就会设法谋取暴利。这就是各种商业和小贩名声不好，被社会轻视的原因。”

　　在古代的东亚世界，商人也因唯利是图、重利轻义而备受指责。唐代诗人元稹在《估客乐》诗中，对当时商人的唯利是图、重利轻义做了生动的描述：

　　估客（即商人）无住著，有利身则行。出门求火伴，入户辞父兄。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火伴相勒缚，卖假莫卖诚。交关但交假，本生得失轻。自兹相将去，誓死意不更。亦解市头语，便无乡里情。

　　正是这种贪欲，驱使商人不惮风险，走遍天涯海角：

　　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洲布火浣，蜀地锦织成。越婢脂肉滑，奚僮眉眼明。通算衣食费，不计远近程。

　　到了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经商求利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由于国际贸易空间空前扩大而共同游戏规则尚未建立，商人贪婪的本性在这个广阔无垠同时又无法无天的天地里更加暴露无遗。为了利益的最大化，他们无所不用其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登宁的话说：“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这段话也是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东亚世界国际贸易中商人的绝佳写照。

　　这种对于商业利益的狂热追求，使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汪直等人会背弃父母之邦，成为倭寇首领；为什么郑芝龙在明朝、日本、荷兰之间纵横捭阖，今日是友，明日为敌；为什么一些“兄弟之邦”，一转眼就反目成仇，成为刀兵相见的敌人。这些现象背后就是一个词：利益。正如19世纪英国首相巴麦尊所言：“一个国家没有永远的朋友，仅有永远的利益。”在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东亚世界，情况就是如此。

兰克史学掀起的史学革命就是史学近代化或者科学化的第一步

　　历史学科学化的过程，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史料学的科学化，开始得很早。钱乘旦教授指出，在史学史上，“兰克之前的历史学著作写作比较随意，包括司马迁的《史记》和希罗多德的《历史》都是这样。你不知道这些记录的来源和出处，无法判断其真实性，也不知道它们运用了哪些史料，或者根本就没有史料而只是凭道听途说甚至想象。比如‘霸王别姬’，威武悲恸、气壮山河，后人却无法求证。英国历史学家马考莱的《英国史》写到光荣革命，也是生龙活虎，但也无法验证。中世纪的西方编年史有很多是修道院修士们所写，一部分是他们的亲身经历，但也有部分是听说的。中国古代后来编修‘正史’，倒是要用起居注这一类文字记载，不过也没有一定的规范。”确实如此，项羽乌江自刎，离司马迁写《史记》时，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司马迁怎么知道霸王在哪里别姬，唱了什么歌？霸王别姬这件事，是无法证明的。皇帝的起居注，皇帝每天发生什么事情，都记载下来，但是皇帝有时候也拿来看，看到不顺眼就要删掉。所以根据这个起居注写成的实录、正史，其真实性值得怀疑，用这样的材料写出来的历史，也可能存在问题。

　　到了19世纪后期，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才开始把历史学进行科学化。兰克对历史学的改革，被称为“兰克革命”，而他所创建的新的历史学，则被称为“科学的史学”。由于兰克的科学化史料考证对于史学研究至关重要，所以兰克史学掀起的史学革命就是史学近代化或者科学化的第一步。在兰克看来，历史学就是通过搜集、辨析原始的文献资料，并依靠这些经过考证的史料，用文字复原曾经存在的客观事实，即所谓“如实直书”原则。兰克革命的核心是用一种非常严谨的方法研究历史，规范其研究方式，把历史学当作一个专业。兰克提出写历史要非常准确、完全真实。为此他制定了一套规范，要找到非常可靠的文书、档案等资料，证明是非常坚实可靠的内容，才可以当作写作素材。使用可靠史料是恢复真实历史的基本出发点，而判断史料的可靠性，就需要依靠一整套完整的科学方法。这样一来，历史研究就变成科学了，通过使用科学方法而写出真实的历史。

　　要准确、真实地写历史，要尽量运用没有经过加工的史料，即第一手史料，例如文书、档案等。但是这些材料只是素材，其中包含的信息是不是正确，还需要考证。不能因为是司马迁说的，所以“霸王别姬”就是完全真实的。要弄清楚，这个故事是谁听见的，谁记录的，为什么他会把这个故事记录下来，等等。这些，我们要弄清，如果没有弄清，那这就是一段不可靠的史料。因此，弄清史料来源，保证史料的可靠性，是非常重要的。

资料爆炸，必将引起旧史学研究方法的革命

　　但是，所用史料全都正确无误，就能够保证研究结果正确吗？我国经济史研究的泰斗吴承明先生说：“即使做到所用史料尽都正确无误，仍然不能保证就可得出正确的结论。”要得出正确的结论，研究方法也必须科学化。

　　历史学家也在追求怎么使历史研究变得科学化。“新史学”这个名词是美国学者鲁宾逊在年出版的《新史学》一书中提出来的。而实际上，早在年，梁启超先生在同样题目的文章中就已提出了这个口号。不过梁先生没有对此展开细致的讨论，而鲁宾逊则做了很详细的论述，讨论怎么把历史学变成一门真正的科学。鲁宾逊之后，不断有人提出要发展“新史学”。“新史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登峰造极。其中最有成就的就是经济史，被称为“新经济史革命”。为什么叫作革命？一个原因是过去的历史学都很不重视定量的问题。例如《史记》里说项羽带江东子弟，打垮了秦朝。但是项羽到底有多少兵，谁也不知道。又如秦始皇讨伐南越，出兵50万，抵御匈奴出兵30万，而当时中国的人口大约只有万。因此这些数字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无从考证。古代打仗喜欢虚张声势，交战的一方明明只出兵3万人，常常说是10万、20万、30万人，以壮大声势，吓唬敌人。由于这些数字不可靠，所以无从进行定量研究。到了后来，可靠的数字多了，这个时候就应当强调定量。

　　在经济史研究中，传统的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后来数据多了，定量研究兴起，于是形成两个阵营。

　　那么，史料爆炸和方法变革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关系非常密切。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领袖勒高夫说，“历史学今天正经历着一场‘资料革命’，这一革命与新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资料爆炸，必将引起旧史学研究方法的革命，反过来说，研究方法的变革也会引起史料的重大变化。很多材料原来不被视为史料，可现在变成了重要史料，比如各种文书。重视地方民间文书，是从谁开始的呢？是我的恩师傅衣凌先生。抗战期间，日本飞机轰炸厦门，厦门大学师生逃难到闽北山区。傅先生那时是青年教师，看见村子里、祠堂里都有一些契约文书。傅先生在大学里念过社会学，觉得这些文书很有意思，就把它们收集起来，从里面搜寻有用的信息，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结果，傅先生就成了我国使用民间契约文书研究社会历史的第一人。可以说，这些史料的发现和使用促成了我国农村社会史研究产生，在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中可以说是一次革命性的突破。

　　（本文选自：李伯重：《大数据与历史学科学化》，《北京日报》，年07月11日。）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一代以陶希圣、陈登原先生等为代表，第二代以何炳棣、吴承明、傅衣凌先生等为代表。何炳棣先生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奠基者之一，他也是迄今为止唯一担任过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会长的华裔学者，其成就有目共睹，其学术道路也启人深思。正如主持人张国刚先生所言，今天这个以中国社会·经济·观念史为主题的座谈会，只谈其学，不谈其人，主要目的是请大家共同探讨如何更好地继承和发展前辈学人所开创的道路。

　　作为引言，我想谈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国际视野问题。

　　为何需要国际视野?

　　中国史学研究要不要走向世界，要不要全球化，是学界一直在争论的问题。在我看来，全球化是一个很含混的概念，需要从不同的层面去理解。在经济层面上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应该融入而不是抗拒全球化。但学术层面就比较复杂，特别是像历史这样在西方被划归为人文或者艺术的学科，以及诸如此类民族特性比较强的学科，其全球化的可行性及必要性就值得商榷。但无论如何，即便自己承续的依然是乾嘉理路，了解他人(国外)的研究状态也是很有必要的。中国史学研究应该具有国际视野，已为学界所认同。

　　就中国社会经济史而言，它与史学研究领域中的其他学科有所不同：中国社会经济史(特别是经济史)诞生伊始便是一个国际性的学科。中国原来没有社会经济史，作为一门学科，它是从年代开始，陆陆续续经由日本、西欧、苏联等国传人的，所以其学科规范、理论构架、分析方法等都建立在外来学术的基础之上。虽然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仅仅局限于经济制度研究及初期经济史料的考核等方面。但其研究路径与西方并无二致。20世纪50年代后期N70年代的作为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同样来自西方。因此，中国经济史研究历来就是全球性的、国际性的。

　　英国前历史学会会长巴维·克拉夫曾经说过，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对历史学影响最大的是经济学。他还引用名为戴维斯的话说，到目前为止，经济学是对历史学做出了最大贡献的社会科学。基于这样的一种共识，西方的经济史研究也逐渐从对经济制度的考核、经济史料的辨认转向了经济理论指导下的研究。因此，经济史是历史学科中最早社会科学化了的学科。众所周知，无论流派如何纷杂，经济学科是没有国界的，以它为基础的经济史研究自然也没有国界——虽然研究对象不同，但研究方法相似。

　　全球性、国际性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在经济史、社会史研究中国际视野不可或缺，如果硬要闭门造车，学术水平就不可能提高。

　　国际视野下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观照

　　从世界范围来看，近期社会经济史研究呈现出三大趋势：

　　1．研究对象的变迁

　　从研究的对象内容来看，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早期的经济史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制度方面(当然，这里的经济制度内涵很丰富，与政治制度也有关联)，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经济制度史研究。年代以后、特别是年代中期以后，研究对象大大改变，譬如经济成长与发展研究、社会组织研究、人口研究、生态环境研究、大众文化与社会经济关系研究等等，都成为了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年代以后，研究对象愈发扩展。如今，国外经济史研究早已突破了早期经济制度史研究的狭小范畴．而与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人口史、家庭史、妇女史、环境史等密不可分。在西方，依然延续三四十年代的方式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已很难找到；在国内，这样的学者也越来越少。

　　从研究对象的时间来看，西方过去的经济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工业革命时期，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先秦两汉等较早时期。譬如对周礼、均田制、两税法等经济制度史的研究。年以来，研究对象的时间逐渐后移，近代早期成为重点研究时段。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席罗兹·墨菲曾在国际经济史学大会上讲，明清经济史研究在全美中国学(汉学)研究中，实力最强，学者最多，学术水平最高。但有些学者为了捕捉中国经济发展变化的长期特点，将对象时间拉得过长，譬如有些近代经济史研究者将对象时间追溯到晚明、甚至宋代，也有过犹不及之处。至于国内的断代史研究方法在西方早就被淘汰了。

　　从研究对象的空间来看，呈现出缩小与扩张的两极态势。无论西方还是中国，过去的经济史研究都把中国看做一个整体。但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研究的空问单位越来越小。我连续参加了几届代表西方主流史学研究思潮的国际经济史学大会，每届都有几千人，至少场的研讨会，但几乎没有人讲俄罗斯怎样、中国如何这样宏阔的议题，都是谈其中很小的范畴。这种经济史学研究方法上的改变无疑是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借鉴。与此同时，政治区划、地域分割被进一步打破，譬如一些学者提出的东南亚经济圈等等。缩小和扩张，二者相辅相成，使经济史研究实现了将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地域共同体的整体性认知的超越。

　　从研究对象的社会身份来看，体现出自上而下的平民化特征。过去 　　2．史学观与方法的变迁

　　到目前为止，中国历史包括经济史研究中争论最大的是“西方中心论”。细节须赘言，我想说的是耶些与之针锋相对的观点，譬如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论”，在学理上是否站得住脚?事实上，西方也好，中国也罢，作为世界的一部分都是有局限的，无论以何种“中心论”来看待中国这个研究对象．都不可能客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心论”本身就值得反思。

　　那么我们该如何对待西方社会科学所创造的这套话语系统、分析结构呢?有的学者，比如黄宗智，主张破除一切西方话语系统，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系统、概念系统、分析系统，他将其称之为范式。但随之而来的批评便是：这样做得到吗?在国际化的当下，我们能否将西方社会科学系统中的“西方中心论”成分剔除掉，而只保留它的研究方法?诸如此类的争论一直在持续。

　　早期的经济史研究，用的基本上是历史学的方法，譬如考证、实证等；20世纪中期开始从宏大的历史哲学、历史规律的角度来研究历史，这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研究主题的扩大．史学研究中的各种社会科学方法已经密不可分地融为一体，在国际经济史学大会上几乎看不到使用单一研究方法的成果。即使是一流的经济学家，其提交的研究成果也深受社会科学以及环境科学等自然科学的影响。方法的增加使经济史研究的变化成为可能。最近两年的国际经济史学大会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生活水平问题。经济学认为，生活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最有说服力的标准。虽然经济史研究的对象依然是收入、分配、消费等，但是研究的范畴受到了社会学的深刻影响，不是针对哪一个国家、哪一个阶层，而是精准到某个社团、某个郊区的生活水平。如果将不同历史学家用此类相似方法做出的研究成果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话，便有了跨地区、跨国、跨大洲研究的气象，得出的结果也更有意义，也不会像过去何炳棣先生笼统地提出18世纪中国的生活水平比法国要好的说法那样令人难以信服——第一缺少证据，没有量化分析；其次缺少标准．所依据材料的样本是否充分、是否采用了第一手档案都不可知。至于细致到对某个小社区的内部关系作出很明晰的解释，何炳棣、谢和耐等老一辈学者都还做不到，这也体现了经济史研究的重大进展。

　　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使纯粹的经济史研究不复存在，它更多地呈现为经济史、社会史、观念史、生态史、文化史等各方面的糅合样态。

　　3．研究国际化

　　过去我们常说日本风格、中国风格、苏联风格、美国风格、欧洲风格等等，但今天好像越来越趋同了。有人说全球化就是美国化，我觉得也不尽然。当然，从语言方面来说，英语是最强势的。国际经济史学大会规定使用的两种语言是英语和法语，但开理事会时，只有法国人说法语，大多数人都听不懂，昏昏欲睡。得益于英语的主导地位，美国的所作所为，特别是它的学术成果往往格外受到重视。还有些国家尚未摆脱殖民地心态，认为用英文发表的文章才算一流的，用本国文字发表的文章是二流的．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偏向。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研究的国际化趋势也是不可阻挡的，一个好的研究者恐怕很少有不留意国外同行正在说什么、做什么的。

　　基于上述关于经济史研究趋势的三大判断，我们应该具有国际视野。

　　结语

　　国内经济史学研究较之年代是大大衰落了。过去作为“五朵金花”中的重头学科，经济史研究曾经对政治史研究、国家政策制定等产生过深远影响，但现在的作用似乎越来越小了。我认为这是件好事，这意味着经济史学与其他学科联系得更紧密了，像在座的赵世瑜先生，便是从经济史研究转向社会史研究的。在老一辈学者譬如何炳棣先生的学术研究道路上，经济史—社会史一观念史的演进轨迹也依稀可辨。何先生的晚年著作是《孙子兵法考》和《老子考》，这是思想史方面的东西。很多西方学者也是如此。譬如孔飞力写的最后一部书《叫魂：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是关于观念史方面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其他领域的学者进入到经济史的研究领域中。参加国际经济史学大会的经济学家要比历史学家多得多。其中也不乏一流的经济学家。他们在经济学领域取得成功之后，希望能在历史中得到印证，于是转向经济史研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人极其反对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史，而是希望看到不同的东西。

　　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其他领域的学者进入到经济史的研究中，使得经济史的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了。一方面，固有的旧模式正在逐步消除；另一方面，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正在逐步加强，由是，历史研究的终极目标——全方位地看待历史才能实现。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5）

　　一、前言：科举应试教育是否明清教育的全部？

　　在近代社会里，教育对于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法、英等西方先进国家自十九世纪率先开始实行义务教育，造就近代经济所需要的各种人才，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注：立法实行义务教育的时间，在法国是年，英国则是年。）在今天的我国，随着经济现代化的迅速进展，“要致富，先治愚”这一形象化的口号，也成为了许多地方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近代以前的社会中，教育对于经济发展到底具有何种影响？人们对此问题的看法颇不明确。一般意见倾向于认为：在近代以前的农业、工业和商业等经济活动中，由于技术落后，组织简单，因此从事这些活动不需要复杂的知识。因此经济活动与以知识传播为主旨的教育之间的关系，自然也十分疏远。同时，在近代以前的社会中，通常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接受教育，教育的内容亦与经济活动隔离甚远，因此教育对经济发展也起不到多大作用。在西欧，直到工业革命时代，推动科技进步和制度变革者主要也是少数受过教育的人士。因此整个社会的教育问题似乎与经济发展并无直接的关联。

　　在以往的明清史研究中，上述情况特别显著。按照以往流行的看法，在明清时期的中国，教育是一种仅止局限于少数人（主要是上层社会的男性）之中、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的应试教育。这种教育非常僵化和刻板，内容与社会实践毫无关系，使得受教育者“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只会在八股文中讨生活，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扼杀了创新精神，从而妨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制度的变革。中国之所以未能如西欧那样走向近代化，这种教育被视为罪魁祸首，自戊戌变法开始，直到今天，一直受到猛烈的抨击。因此明清的教育就是以八股文为特色的教育，而这种科举应试教育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大敌，这已经成为一种似乎无须讨论的共识。

　　然而，到了20世纪末叶，随着对中西历史认识的深化和西方中心论的破产，一些学者发现上述共识实际上尚未经深入的论证，因此并非定论。同时，我们也发现上述共识包含着许多难以解释的矛盾。例如，江南是明清中国科举应试教育最发达的地区，科举功名之盛，甲于天下（注：本文中的江南，其地理范围我已作过界定，包括明清的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大体相当于长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而非广泛意义上的“江南”。详见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刊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年第4期。），但是同时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和出科技人才最多的地区（注：有关情况详见本文第三节。）。其次，明清江南虽然为功名而苦读者数量众多，但是从明清史籍中可见到更多的人读书并不是为功名，而是为以后从事工、商、医（生）、幕（友）、讼（师）乃至农业等工作，他们所受的教育在方式上也并非与科举应试教育一样，而是使用不同的教材，采用不同方法。再次，这个明清中国科举应试教育最发达的地区，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却成为了中国近代化水平最高的地区，直至今日还是如此。这些都提示我们：明清中国教育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我们的了解还很不深入，尚待进一步研究。无论如何，以前那种把明清中国教育等同于科举应试教育的看法，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看法。这种科举应试教育，并不足以代表明清中国教育的全部。

　　在进行讨论之前，我们首先要对近代以前中国的教育作一简单界定。杜熙德（DenisTwitchett）指出：“我们经常错误地从其表面价值上接受了中国文人的观点，即识字完全是为学习儒家经典打基础。倘若以此标准来看，中国识字的人确实非常有限。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此外还有非常多的人，尽管按照经典学术的标准来说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但无论如何是识字的。”（注：EvelynRawski：《EducationandPopularLiteracyinChina》，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AnnArbor），年，第23页。）由此而言，中国的传统教育并未局限于少数人中。由于宋代的“教学革命”和印刷术的普及及其所导致的书写规范化，中国的民间教育在“质”与“量”两个方面都有颇大发展。（注：让-皮埃尔·戴仁：《中国的读书写字和木板印刷》，收于《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法国汉学》，第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年。）这一发展为明清民间教育的进一步普及奠定了基础。至于这种教育是否全然脱离社会实践，也还有待进一步讨论。因此到了明清时期，教育决不只是限于少数人的应试教育了。我认为：根据所追求目标的不同，可以把明清时期的教育大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科举为目标的教育（我称之为精英教育），另一类则是追求实用的教育（我称之为大众教育）。这两种教育在教育的对象、目标和内容上都有颇大区别。因此在讨论明清教育问题时，不能只把前者作为教育的全部。

　　鉴于江南是明清中国教育最昌盛的地区，因此其情况对于明清江南教育研究意义尤为重要。那么，明清时期江南的教育情况如何？它对于经济起了什么影响？这是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中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但遗憾的是以往对此研究很少，因此很有必要作一专门讨论。

　　明清江南的教育问题（特别是大众教育问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题目，但是限于史料（特别是数学教育等方面的史料）的匮缺，以往对此问题的研究十分薄弱。近年来，一些学者（特别是罗友枝、梁其姿）在此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为进一步发展此项研究奠定了基础。我在过去关于明清江南人力问题的研究中，也谈到了教育问题。本文以我过去的研究为基础，综合学界现有研究成果，力图对明清江南的教育情况作出一个更为全面的描述，并与我本人对明清江南经济史的研究相结合，讨论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二、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

　　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以科举考试为目的，而科举是进入统治阶层和上流社会的主要途径（或者说是“正途”）。因此，精英教育对当时的社会各个阶层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就使得读书受到整个社会的高度重视，并且有力地激发了各阶层人民的读书之风。

　　（一）精英教育的内容

　　以八股文写作训练为中心的应试教育（本文称之为科举应试教育）是明清江南精英教育的核心，本文对于这一点并没有异议。我们在此想要讨论的问题是：首先，到底这种科举应试教育是否只限于八股文写作训练？其次，这种科举应试教育是否就是精英教育的全部？

　　首先，我们要指出：八股文写作训练（以及与此相成表里的儒家经典学习）是科举应试教育的主要内容，但并非其全部。明清的乡试和会试，考试内容除了经义和八股文外，还有史、策、论、判、诏诰表乃至律诗等。具体选取哪些内容，在明清时期不断变化。乾隆五十二年（）定制，确定乡试和会试均三场，第一场试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第二场试五经文五篇，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其中的策一项，最值得注意。明代规定乡试和会试的策每道限三百字以上，而从现存的会试试卷来看，实际上往往长达一二千言或甚至更多，比八股文的规定字数多得多。（注：张希清：《中国科举考试制度》，新华出版社（北京）年，第76-77，87，98页。八股文的字数规定，时有变化。万历八年（）规定经义每道限五百字以内，过多者不予誊录。康熙二十年（年）规定每篇字数限在六百五十字，乾隆四十三年（）曾为七百字，超过概不录取，遂为定制。）策的内容为对现实问题而提出的对策，务必翔实。洪武二十四年（）定考试文字格式时对此下了明确的界定：“凡对策，须参详题意，明白回答，如问钱粮即言钱粮，如问水利即言水利，孰得孰失，务在典实，不许敷衍繁文。”（注：《大明会典》卷七七《科举通例》，转引自张希清：《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第98页。）因此如果不掌握关于财政、地方行政、水利、边防等方面的必要知识，要通过乡试和会试是不可能的。

　　此外，明清科举应试教育以宋明理学为核心，而宋明理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讲究“数术之理”，即将“理”、“象”、“数”三者密切结合。项麟说：“盖天地之中，有理斯有象也，有象斯有数也，有数斯有据也。”因此要掌握理学，就必须具有相当的数学知识。对此，大数学家朱载堉说得非常清楚：“夫术士知而未达理，故失之浅。先儒明理而复善其数，故得之深。数在六艺之中，乃学者常事耳……数非律所禁也，天运无端，惟数可以测其机；天道至玄，因数可以见其妙。理有数显，数自理出，理数相倚而不可相违，古之道也……夫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理由象显，数自理出，理数可相倚而不可相违。凡天地造化，莫能逃乎数。”（注：朱载堉：《律历融通》卷三、卷四，转引自劳汉生：《珠算与实用算术》，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石家庄）年，第页。）也正是因为理学与数学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明清时期西欧国家天主教会选派传教士到中国传教时，都特别注意选派那些精通数学的人，法王路易十四的告解师拉雪兹（FrancoisdeLaChaise）更明确地促成“国王数学家”来华。（注：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年，第-页。）而在理学熏陶之下并由科举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江南读书人如徐光启等，也成为了数学大师。因此，科举应试教育除了八股文写作训练外，还有不少其他内容。

　　其次，至少是从明代后期以来，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已不只限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学习。“经世致用”之学，在精英教育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除了历史、地理、法律等方面的知识外，实用数学也是这种“经世致用”之学的一个基础。这一点，明代数学家吴继绶在《算法纂要》序中已说得很清楚：“而今南倭北虏充斥于边陲，若何而将将将兵，若何而行师转饷，折衡决胜，焉能无算？编户齐民征徭逋负，当工役繁兴，司农辄为告罄，若何而取之缓之，不病国，不病民，焉能无算？肉食者遍巗廓，要以谋国，而见功堇堇何也，若何而旁招荐引，务在精白以承休，焉能无算？凡此皆今日之不容缓者，舍筹度，计算曷由哉？”而清代著名珠算家程大位，更认为社会生活各方面都离不开数学：“故圣人继天立极，所以齐度量而立民信者，不外黄钟九寸之管；所以定四时而成岁功者，不外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之数。以至远而天地之高广，近而山川之浩衍，大而朝廷军国之需，小而民生日用之费，皆莫能外。数岂不重已哉！”（注：程大位：《书直指算法统宗后》，转引自劳汉生：《珠算与实用算术》，第页。）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经世致用”的理念已经开始向教育渗透。明末大数学家李之藻说：“古者教士三物而艺居一，六艺而数居一，数于艺犹士于五行无处不寓”（注：李之藻：《同文算指》前编序，转引自劳汉生：《珠算与实用算术》，第页。），清楚地说明实用数学应当是“士”的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明末以江南为主要活动地区的泰州学派领袖颜元，更提出教育要重实践（即“习行”与“践履”），而实践的内容不仅包括儒家礼教（“践履”），而且也包括对“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等有关“器物度数”和“技击”、“艺能”的“习行”。而比颜元稍前的江南学者陆世仪，在教育应“切于用世”方面走得比颜氏还要远。因此杨向奎认为“他[陆氏]所主张的学校制度，已接近近代规模。这不仅是道德教育，也不仅限于经义教育，而兼有科学教育，天文、地理、水利、兵法都是。而小学亦不仅识字教育，还有歌诗习礼。这比后来颜习斋的教育理想还要完备”。（注：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引自葛荣晋、王俊才：《陆世仪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南京），年，第、、页。）虽然陆氏提出的具体办学方案并未为社会广泛采用，但是他的这些思想却反映了当时众多的社会人士对精英教育的期盼。

　　在这种“经世致用”思想所反映的社会风习的影响下，即使是在科举成功的人士中，也有许多人努力学习各种实用知识，以致明清江南科技人才辈出，数量为全国之冠。不仅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还突破了蔑视“蛮夷”的传统的自大心理，对此时期传入的西洋科技知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积极的反应（徐光启就是其杰出代表）。

　　由于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与科学技术知识的学习并非冰炭不相容，因此，明清江南受过精英教育的人士中，出了众多的优秀科技人才。其中最著名的科学家，有数学家与天文学家李之藻（-年，仁和人），数学家项名达（-年，仁和人）、戴熙（-年，钱塘人）与李善兰（-年，海宁人），天文学家王锡阐（-年，吴江人）与陈杰（嘉道时人，生卒年不详，乌程人），天文气象学家王贞仪（-年，江宁人），地理学家徐宏祖（霞客）（6-年，江阴人）与顾祖禹（-年，无锡人），地理学家与人口学家洪亮吉（-年，阳湖人），医学家王肯堂（-年，金坛人）、吴有性（-年，吴县人）、叶天士（-年，吴县人）、徐大椿（-年，吴江人）与王士雄（-？年，海宁人），药物学家赵学敏（-年，钱塘人），等等。上面这些人都是当时中国第一流的科学人材，绝大多数都受过精英教育。明清时代中国最著名的技术专家和发明家，也泰半出于江南。在江南籍的技术专家和发明家中，有水利工程专家沈启（-年，吴江人）、潘季驯（-年，乌程人）、陈潢（-年，秀水人），农学家张履祥（-年，桐乡人）与姜皋（道光时华亭人）、兵器制造专家龚振麟（嘉道时长洲人），化学家与机械制造专家徐寿（-年，无锡人），数学家与机械制造专家华蘅芳（-年，无锡人），等等。这些技术人才中的大多数也都受过精英教育。因此精英教育虽然是一种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材、以八股文写作训练为重要特色、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的应试教育，但在科技人才培养上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并不像过去所想像的那样，培养出来的都是《儒林外史》中的周进、范进一类冬烘先生。

　　（二）精英教育的普及

　　因为明清江南社会对读书做官极度重视，所以江南科举之盛冠于全国。虽然明清政府对进士名额实行地区分配制度，但是考中进士的人数，明代浙江居全国各省之首，江苏次之；而清代则江苏第一，浙江次之。（注：Ping-tiHo：《TheLadderofSuccessinImperialChina》，ColumbiaUniversityPress（NewYork），年，第、、、页。）而在江浙二省中，本文所说的江南又占了大多数。（注：在明代，苏、常、松三府囊括了江苏省进士的77％。而在清代，苏、常、松、镇江、江宁五府及太仓州则包办了江苏省状元总数（名）的86％。见Ping-tiHo：《TheLadderofSuccessinImperialChina》，第、页。）因此在全国出进士最多的9个府中，明代江南有3个（在全国的排名为：苏州第3名，常州第5名，嘉兴第9名），而清代江南则有5个（在全国的排名为：杭州第1名，苏州第2名，常州第3名，嘉兴第4名，湖州第5名）。（注：Ping-tiHo：《TheLadderofSuccessinImperialChina》，第页。）当然，江南在科举方面的辉煌成就，是以精英教育在上、中层社会中得到普及为基础的。江南县级官学的生员名额，在自明代中期至清代中期的几百年中增加不多，以无锡、平湖、常熟、嘉善几县为例，每县生员名额多在数百人之谱。（注：Ping-tiHo：《TheLadderofSuccessinImperialChina》，第、页。）但是事实上接受精英教育的人数，却远远超过此数。史载康熙时常熟县“子弟皆游泮而读书，每有司较童子试，辄及千人”（注：康熙五十一年《常熟县志》卷一风俗。）。而同时的仁和县唐栖镇，虽然只是一个镇，但是“解句读、服青衿者已百人”（注：俞璈伯：《唐栖行诗序》（收于光绪《唐栖志》卷一）。）。因此童生的人数，要比县学生员的人数多出很多倍。童生所受的教育当然大大超出识字教育的范围，因此仅只接受了识字教育的学童的人数，又比童生的人数多得多。所以，相对于广大的未获得功名的读书人来说，获得了功名的读书人只不过是冰山浮出海面的部分而已。

　　明清江南读书风气之盛甲于天下，因此读书人数之多也甲于天下。但是明清科举考试录取率不仅很低，而且一直不断下降。（注：据巫仁恕的统计，从明初到嘉靖以后，乡试举人录取率从6％下降到4％以下，而到清代更降至1-2％之间。见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刊于《新史学》（台北）第10卷第3期（年3月）。）国家在科举考试中进行选拔时，实行的是地区名额分配制度，并非按照全国统一的“分数线”录取。在江南，录取率大大低于全国。这样就使得中举人、进士，对于绝大多数江南读书人来说，已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而读书人倘不能取得功名，不仅为人所不齿，而且生计也无着落。明人说：“吴中恶滥不售之货，谓之‘店底’。故童生久治不中者，亦以此目之……然宣德、正统间，监生惟科、贡、官生三种而已，故此辈得以次进用。景泰以来，监生有纳刍粟及马助边者，有纳粟赈荒者，虽科贡之士亦为阻塞。中间有自度不能需次者，多就教职，余至选期老死殆半矣。”（注：佚名：《蓬轩类记》。转引自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因此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说，前景是相当黯淡的。此外，在科举因竞争加剧而变得越来越困难时，所需的学习期限也变得越来越漫长。“十年寒窗”只是起码的要求，但对于中下层社会家庭来说，在经济上已难以负担。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大多数读书人（特别是家境贫寒的读书人）不得不采取现实的态度，把读书当作谋生所需的一种手段，并不奢望能够金榜题名。（注：如《儒林外史》中的匡超人即是一例。当然把中举人、中进士作为终生追求目标的贫寒读书人（如《儒林外史》中的周进、范进等）也不乏其人，但终归人数很少，而且其中大多数人在未能中举之前还不得不从事其他职业（如周进充当商人的书记、范进教村塾等）。但要指出的是，这里提到的匡、周、范诸人并非本书所说的江南人（尽管匡超人本籍温州乐清，但也生活在杭州）。）换言之，既然考中举人、进士的可能性微小，那么为了日后的生计（例如去作幕僚、账房、讼师、书办等），就必须学习一些实用的知识（如行政、法律、商业、文牍等方面的知识）。而较之刚刚启蒙识字的学童，这些读书人在学习这些知识方面无疑更具优势，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更高的读、写能力。因此当时的童生、生员，大多也学会了一些实用知识或技能。（注：例如即使是像《儒林外史》中的周进那样的冬烘先生，也仍然掌握了一定的记帐、会计技能，因此才会被商人雇去工作。）

　　三、明清江南的大众教育

　　大众教育的主要对象是普通民众，或者说是当时的下层社会民众。这种教育的目标并非考科举，而是为了从事工商业活动。因此其教育内容主要是使受教育者在获得起码的读、写能力的同时，也获得起码的计算能力。那么，明清江南的大众教育是否能够提供这种基本的读、写、算能力呢？这首先就需要分析当时大众教育的教材与教学手段，看其是否能够胜任上述目的。

　　（一）大众教育的内容

　　大众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起码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因此这种大众教育也可以说是以识字教育及计算教育为主要内容。下面就来看看明清江南的大众教育在这两方面的情况如何。

　　（1）识字教育：关于明清中国的识字教育中的教材与教学手段的问题，梁其姿已作了专门的研究。（注：梁其姿：《“三字经”里历史时间的问题》，收于黄应贵主编：《时间、历史与记忆》，（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年出版。）这里据其研究，把有关情况作一概述，然后再进行补充。

　　中国识字教育的基本教材，宋元时代就已大致定型。（注：张志公认为：“从宋到元，基本上完成了一套蒙学体系，产生了大批新的蒙书。这套体系和教材，成为此后蒙学的基础。”（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转引自梁其姿：《“三字经”里历史时间的问题》）。）在这些教材中，最主要者就是被简称为“三、百、千”的《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千字文》早在南朝时就已写成，《百家姓》到北宋时亦已出现，而《三字经》到宋末以后才流传开来，元代以后则成为最普及的蒙书。这三部主要蒙书各有特点，但是将三者作比较，《百家姓》因受其内容所限，仅能教授学生认识与姓氏有关的字；《千字文》则受其体例所限，要避免重复字，同时也受南朝文风影响，追求文藻押韵，因此对于儿童的识字教育来说，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有颇大问题。《三字经》出现较晚，其出现与宋代以后的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主流文化、以理学为核心的官方意识形态及科举制度关系密切，同时在内容、形式上也更有特色。该书内容包含了关于人性、道德、历史、数学、自然、小学、四书五经乃至诸子等方面的基本知识，语言也通俗易懂，塾师稍作讲解，学童即可明了文意。该书还采用三字歌诀的方式，生动活泼，琅琅上口，容易记忆背诵。因此相对而言，在传统的蒙学教材中，《三字经》效果最好。也正因如此，该书出现以后，就受到社会各方面的欢迎，得以迅速传布，同时在传布过程中也随着社会的需要而不断有改动，形成了多种不同版本（注：仅目前可见者就有宋末元初的1，字本、明代的1，字本、明末的1，字本、清初的1，字及1，字本等多个版本。见梁其姿：《“三字经”里历史时间的问题》。），而且还出现了各种注解本，甚至还有配有插图的版本。因此在教学与社会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由于这些特点，自明代以来，许多地方官都喜欢采用《三字经》作为社学教育的基本教材。明末吕坤提出：“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悉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注：吕坤：《实政录》卷三《兴复社学》。）不仅如此，就是在私塾教育中，《三字经》也是基本教材。与吕坤同时代的赵南星在家赋闲三十年，专门编注各类教材教授不同程度的学生。他特别选择《三字经》和《女儿经》作为教导男女儿童的主要教材，并与友人吴昌期、王义华共同做注，辑成一书，称为《教家二书》。赵氏在该书序中还指出其优点是“一则句短而易读，一则语浅而易知，殊便于启蒙矣”；读此书，“即不必为士大夫，可也；即不必博群书，可也”（注：赵南星：《三字经注》序。转引自梁其姿：《“三字经”里历史时间的问题》。）。因此很明白，该书特别适合那些将来不准备做士大夫或学者的儿童的启蒙教育。

　　明清江南还风行看图识字类儿童识字读本。例如金陵王氏勤有堂于洪武四年（年）年刊出的《魁本对相四言杂字》，共收名物件，有图幅，文字四字一句，每字或每词出一相（图画），图文对照（因此称为对相），简单易学。此书颇为盛行，明代刻书家陈伯寿后来还在日本刊出。正统时，又刊出《新编对相四言杂字》，收字，图。这种看图识字读本的风行，也是识字教育普及的一个有利条件。

　　在明清江南的识字教育中，主要采用的教学方法是背诵与讲解相结合。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清初苏州塾师崔学古总结说：“儿童止用口耳，不用心目……每教两三遍，须令自读一遍……又遇资之最钝者，须逐教读一遍，令本生读五遍，方教下句。教完一首，又通首教五遍，或十遍，或数十遍，自能成颂”；“又教时，便将书义粗粗训解，难者罕譬曲喻，令彼明白”（注：崔学古：《幼训》。转引自梁其姿：《“三字经”里历史时间的问题》。）。同时代的杭州塾师陈芳生提倡的方法则是：“童子初入学，每日只讲一字……渐加之……但取本日书中切实字，讲作家常话，如‘学’字，则曰此是看了人的好样，照依他做好人的意思……如此日逐渐讲，久之授以虚字，自能贯串会意，当闲居不对书本之时，教以抑扬吟诵之法，则书中全旨自得。”（注：陈芳生：《训蒙条例》。转引自梁其姿：《“三字经”里历史时间的问题》。）曾任长兴、仁和训导的浙江兰溪人唐彪，在其教学心得之总结《父师善诱法》中，强调在识字教育中，“书易记、字易识者，乃令读之。其难，慎毋用也”，“教童蒙泛然令之认字，凡相似而难辨者，宜拆开分别教之”，“童蒙七八岁时，父师即当与之解释书中字意，但解释宜有法，须极粗浅，不当文雅深晦”（注：唐彪《父师善诱法》。转引自熊秉真：《童年忆往一中国孩子的历史》，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年，第页。）。

　　此外还有一种实用的识字法，即将与生活关系密切的内容，用常用俗字写成押韵的浅显文句，以之作为教材，利用空闲时间，教授那些贫寒家庭的子弟识字。（注：这种方法的运用，以在清代后期的山西平遥、祁县和太谷一带农村运用为最典型。在那里，贫家子弟到六七岁尚无力入塾就学者，通常采用《俗言杂字》一类的教材学习识字。这种教材系乡下文人为乡村穷人编写，把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字汇依照当地方言俗韵编成七言或八言一句的文字。凡欲识字者，可向人借此类教材，利用农闲或者雨天歇工时，找识字的人教读，每次少则一二行，多则三五行。现存的一本清代的《俗言杂字》，全文共有5，余字，内容包括农、商等方面的简要知识。见史若民、牛白琳编《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山西古籍出版社（太原）年，第-页。）虽然在明清江南文献中我们尚未发现象清代山西流行的《俗言杂字》那样的识字课本，但是早在明代，江南就已有类似的教材，如《四书杂字》（此处的“书”为“言”之义）、《七言杂字》等。另外，在明清江南大量出现和出版“致富奇书”、“商贾一览”一类“商人书”，而其中颇有一些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山西的《俗言杂字》相似（注：例如明代李晋德著《客商一览醒迷》（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年排印本）中的“警世歌”、“商贾醒迷”都是用浅近文言和常用俗字写出的押韵文句，形式与上述《俗言杂字》颇有相似之处。），由此可以推知这种识字法在江南应也在使用。

　　采用上述教材和方法，学童在一二年内学会一两千字，应当是不难做到的。（注：罗友枝认为使用“三、百、千”等蒙书，学童可在一年内认识两千字左右。见前引EvelynRawski：《EducationandPopularLiteracyinChingChina》，第23页。熊秉真也认为在明清中国上中社会家庭，一般是子弟七、八岁开始教识字，一两年后识得二千字左右，乃可读书。见前引熊秉真：《童年记忆一中国孩子的历史》，第92页。）因此一个贫家子弟入村塾一二年，大体就可以掌握常用的汉字了。所以清代江南文献说农民子弟进村塾读书，“三载省仿帖，约略得笔说”，并非虚文。这里要强调的是，学童在学习识字的过程中，还可获得多方面的知识，从而对他们日后进入较高的社会活动圈也有重要帮助。

　　在年代我国的群众扫盲运动中，国家根据汉字实际使用频率，确定成人“脱盲”标准为识1，字，“半文盲”的标准为识-字。而据西德尼·甘布尔（SidneyGamble）对汉字出现频率的研究，在比较简单的文献中，最常用的78个、个和1，个汉字分别占了所出现的全部汉字的50％、70％和91％。（注：EvelynRawski：《EducationandPopularLiteracyinChingChina》，第3页。）换言之，只要识1，个左右的汉字，就可以大致对付日常生活的需要。即使只识数百字，也就可了解较简单的文字材料的大意了。

　　（2）计算教育：明清江南的学堂教育，似乎不包括数学教育。（注：清代中期数学家张豸冠在自序中说：“数为六艺之一，古之学者罔弗能。自词章之学兴，而此道遂弃如土。虽向老师宿儒问以六经四书中之涉于数者，亦茫然不能解。”转引自劳汉生：《珠算与实用算术》，第页。）因此学童计算能力的培养，主要是通过民间数学知识的传播。但是通过学堂教育，学童至少可以认识记数文字（注：事实上，使用汉字计数，在明清商业中是很普遍的。例如清代中后期山西票号在各地使用的平码歌，就是用中国数码字书写的。见黄鉴晖：《山西票号史》（修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太原）年，第页。）、加减乘除等基本运算的名称及含义、主要计量（度量衡）单位以及大小、多少等数学基本概念，并学习到与计算有密切关系的历法、天文等方面的一些知识，这些知识反过来又促进了对计算方法的学习。有了这些起码的概念，在“九九歌”、珠算口诀等通俗数学教育手段的帮助下，学会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此外，在私学教育中可能也包括算盘用法。（注：劳汉生认为明代商业数学普及的主要途径之一是私学教育，在小学启蒙教育中也要包括算盘用法在内。见劳汉生：《珠算与实用算术》，第-页。但是他并未附上相关的证据。我在明代小说中，发现了一些证据。例如《警世通言》卷二二《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中的正德时代苏州府昆山县人宋金，小时候上过学，“学得一件本事：会写会算”，包括使用珠算。）

　　明清江南大众教育中的数学教育，除了通过师（师傅）徒（学徒）相传外，别的方式还不很清楚。（注：劳汉生说明代商业数学普及的另一主要途径是商业机构招收新的从业人员，一边工作一边进行珠算的教育。见劳汉生：《珠算与实用算术》，第页。但是他并未附上相关的证据。）就师徒相传的情况而言，有时也不得其法，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并非轻易可以掌握。（注：近人李文熙对传统的方法作了尖锐的批评，说“学徒从师三年，强半时日都肄习于此（珠算），独是呆记成法，练习运算，扣其理则瞠目不能一解，语其法则胶柱鼓瑟无丝毫之变化。聪明者尚能本其法以致用，质钝者则视珠算为畏途，徒耗时力精神而不能收毫末之效”。转引自劳汉生：《珠算与实用算术》，第-页。）但是这里要强调的是，就大多数情况而言，这种数学教育所追求的目标是十分有限和非常实际的，即获得进行有限范围内的整数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的能力。明清时期中国民间应用数学的进步，大大推动了这种数学教育的普及，对于普通民众计算能力的获得起了重大作用。这些进步主要是珠算、笔算和口算（心算）方法的出现与普及（其中尤以珠算最为重要）。

　　我国古代计算方法的特色是不用计数文字直接进行，而是借助于“算筹”进行（注：蒋术亮：《中国在数学上的贡献》，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年，第59页。），而珠算则是原有的筹算的改进。在13、14世纪，我国出现了便于记忆的筹算口诀。年刊出的何平子著《详明算法》中出现的口诀。和今天常用珠算歌诀已完全一致，标志着算法口诀的完善与定型。与此同时，计算工具也因适应大众化的需要出现了变革，即珠算盘取代了算筹成为民间最常用的计算工具。珠算比筹算及其他计算方法更为方便和便捷（注：张豸冠说：“筹算、笔算虽雅，而迟速殊焉。表算、尺算虽更疾，然比例数至十万而极，比例规至千分而极，四行以下，俱截为零，不若珠算之辨析毫厘，且选表画尺，非夫人能为者，此乃推步制器所用，非寻常乘除所用也。第诸算之中，固以珠为便捷矣”。转引自劳汉生：《珠算与实用算术》，第页。），因此珠算的出现和普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早在元明之际，珠算盘就已出现在江南民间。（注：隐居于松江乡下的学者陶宗仪，在《辍耕录》中引用当地的俗谚说，新来的婢仆好像“雷盘珠”，“不拨自动”；尔后象“算盘珠”，“拨之则动”；时间长了则象“佛顶珠”，“虽拨亦不动”。这表明了珠算盘已经在江南风行，尽管筹算也还同时存在。见劳汉生：《珠算与实用算术》，第51-52页。）到了明代中期，算盘更为普及，以致在通俗小说中也有反映。（注：例如前引《警世通言》卷二二《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中，就说宋金为船家做工，“别船上交易，也多有央他去拿算盘，登帐簿”。）万历二十年（），长期在江南一带经商的徽州数学家程大位的《算法统宗》问世，标志着由筹算向珠算转变的彻底完成，从此珠算成了最主要的计算手段。（注：李俨、杜石然：《中国古代数学简史》，中华书局（北京）年，第-页。）对于当时工商业活动中所遇到的绝大多数计算问题来说，运用珠算来解决可以说是游刃有余。（注：在一般的财经计算（特别是加减运算）中，算盘的计算速度甚至远远超过今日的计算器。见蒋术亮：《中国在数学上的贡献》，第89页。）由于珠算的这种特殊重要性，无怪乎在民间的应用数学教育中，珠算教育会成为一个主要内容。

　　明清中国童蒙教育中主要算学教材有二，一为元代朱世杰的《算学启蒙总括》，另一为清代劳乃宣编的《筹算蒙课》。后者比前者更为流行，而其内容即以珠算教育为主。除此之外，在明代江南流行的看图识字类儿童读物《魁本对相四言杂字》、《新编对相四言杂字》等中，也有算盘图和算筹图。（注：劳汉生：《珠算与实用算术》，第53-56页。）这表明算术教育确实进入了童蒙教育。

　　中国原来没有笔算，明代后期利玛窦把西方算法传入后始有。（注：何炳郁：《从〈镜花缘〉试探十九世纪初期科学知识在一般士人中的普及》，收于杨翠华、黄一农主编：《近代中国科技史论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年刊出。）到了明末，松江府嘉定县人孙元化在徐光启指导下学习西方数学，后来撰写了《太西算法》，是研究西方笔算的代表作。（注：李迪主编：《中国数学史大系》第7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年，第60-61页。）这标志着江南人士对西方的笔算知识已有颇深入的了解。到了清代，口算（心算）也变得普遍起来。口算的基本口诀如现在小学生背诵的乘法口诀“九九歌”，早在春秋时代就已出现，到南宋时已变得和今日完全一样。（注：李俨、杜石然：《中国古代数学简史》，第18-19页。）但是这些口诀一直是为筹算服务的，因此口算是否已经出现并不清楚。到了清代，运用这些口诀进行口算（当时称为“嘴算”）已变得颇为普遍，尽管具体何时出现仍然不清楚。由于珠算、笔算和口算在民间的普遍流行，因此在李汝珍的《镜花缘》里都有反映。（注：何炳郁：《从〈镜花缘〉试探十九世纪初期科学知识在一般士人中的普及》。）在江南普通私塾教育中，背诵小九九通常也被列为课程之一。这对民间计算能力的提高，具有重大作用。

　　此外，明清时期商业会计通用方法的进步也有助于民间算术的普及。我国历史上所用的会计数码，原来主要是汉体数码（即一、二、三等）和会计体数码（即壹、贰、叁等）。这些数码或者容易混淆，或者书写麻烦，计算中颇有不便之处。到了明清时期，出现了草码（Ⅰ、Ⅱ、Ⅲ等），简捷明了，书写方便，尤其适用于运算过程中。（注：郭道扬：《会计发展史纲》，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北京）年，第、页。）这种草码，实即苏州码字（亦称苏州码子），因其起源于苏州，故名。从晚清的情况来看，商人簿记是会计体数码、汉体数码、苏州码字三种数码合用。（注：参阅山冈由佳：《长崎华商经营の史的研究》，ミネルア书房（京都）年，第90、页。）这种简易数码的普及，使得计算变得更为容易。

　　清初数学家陈世明说：“尝观古者教人之法必原本于六艺，窃疑数之为道小矣，恶可与礼乐侔……后世数则委之商贾贩鬻辈，士大夫耻言之，皆以为不足学，故传者益鲜。”（注：陈世明：《数学举要》，转引自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上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北京）年，第7页。）虽然情况未必尽如此，但是商人与计算教育关系最为密切，却是不争的事实。江南是明清中国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因此与上述算法的关系也最为密切。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珠算与江南的关系。蒋述亮指出，程大位的《算法统宗》一书，对近代式的珠算法作了系统而完整的叙述，是一部影响极大的数学专著，风行全国达百余年之久，任何其他古代数学书籍都不能与之相比。（注：蒋术亮：《中国在数学上的贡献》，第87页。）而程大位在该书自序中说道：“予幼耽是学（算学），弱冠商游吴、楚，遍访名师”，然后用了二十年才写成此书。可见此书与江南的民间算法有极深的渊源。由此而言，珠算、笔算、口算等实用算法在清代江南非常流行，应是可以肯定的。

　　各种基本算法的口诀化，对明清时代民间应用数学教育也起了重大促进作用。这些口诀琅琅上口，便于记忆。只要能够纯熟利用这些口诀，运算起来就很省力、迅速和准确，而不必真正懂得其所以然。（注：蒋术亮：《剐国在数学上的贡献》，第86页。）由于这些特点，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识字的人也可以借助于这些口诀学会计算。（注：例如《红楼梦》中的凤姐，原不识字，虽因理家久了也略识一些字，但终究不多。但是她却能够熟练地作许多加减乘除的口算。）因此，基本算法的口诀化对于这些算法运用的普及促进甚大。

　　总之，在两三年的启蒙教育中，学童在认识1，-2，左右的汉字的同时，也学会进行简单的加、减运算，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如后所论，做到了这两点，也就获得了独立地从事一般经济活动所需的读、写、算的基本能力了。

　　（二）大众教育的普及

　　如果把识字作为大众教育的主要内容的话，那么明清江南大众教育普及程度之高，就可能大大出乎一般的想像。罗友枝（EvelynRawski）估计清代中国的识字率，男子为30-45％，女子则为2-10％。另有学者估计19世纪初期广东农村男子识字率为40-50％，广州城则达到80-90％。（注：见EvelynRawski：《EducationandPopularLiteracyinChingChina》，第5页。）另据卜凯的调查，在年代，7岁以上的中国男子中，有45％的人或多或少地上过学（平均为4年），识字率达到30％。而据洋人控制下的海关的调查，19世纪后期的情况与此相似。（注：DwightPerkinsed：《ChinasModernEconomyinHistoricalPerspective》，StanfordUniversityPress（Stanford），年，第4页。）江南在经济、文化、城市化等方面向来领先全国各地，因此其识字率不应低于广东。近代对江苏南部个农村的调查也显示：在19-70岁的村民中，有40％的人具有某种程度的阅读能力。（注：见EvelynRawski：《EducationandPopularLiteracyChinginChina》，第5页。）19世纪初期江南的识字率，未有证据表明会低于19世纪后期。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尽管我们对明清江南的识字率究竟有多高还不能作出准确的估计，但是到了19世纪初期，这个识字率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如果以罗友枝对清代中国识字率的估计数的上限（男子45％，女子10％，合计接近30％），应当说是比较合理的。

　　从地方志所作的一般性描述来看，明清江南的大众教育确实非常之普及。史称江南“人皆知教子读书”，“田野小民，生理裁足，皆知以教子读书为事”（注：嘉靖《上海县志》卷一风俗第三，嘉庆《松江府志》卷五风俗引正德志，光绪《青浦县志》卷三风俗引万历志，乾隆《金山县志》卷一七风俗，等等。）。所以早在洪武初年，苏州府就已“虽闾阎村僻之所，莫不置句读师以训童蒙”（注：洪武《苏州府志》卷一六风俗。）。万历时的松江府，也是“虽乡愚村僻，莫不置句读师以训童蒙”（注：光绪《青浦县志》卷三风俗引万历志。）。到了清代中叶，甚至连一向比较落后的江宁府溧阳县，也已是“村有学师”（注：乾隆《溧阳县志》卷四风俗。）。可见教育已经深入到农村。应当指出，接受教育的并不仅限于富家子弟。到了清代中期，一般农家子弟入学读书，已不是罕见现象。嘉道时湖州府南浔一带的农民子弟多入村塾，“三载省仿帖，约略得笔说”，然后回家种田。（注：咸丰《南浔镇志》卷二一农桑收施国祁诗。）在双林一带，“乡民习耕作，男子七八岁时亦从师读书，有暇则斫草饲羊，或随父母作轻便工”（注：《双林镇志》卷一五（原纂）风俗。）。杭州府城外的河渚，“子弟就塾，率十五罢就农”（注：《南漳子》序。）。松江府金泽一带，“男子生五岁至十岁，上学识字，贫者多出就外傅……或别有生理，亦不费幼学焉”。

　　四、明清江南教育对经济的影响

　　从近代早期英国的经验来看，对工业革命至关重要的技术进步与基础科学的发展，二者基本上彼此无关。（注：DouglassNorth：《StructureandChangeinEconomicHistory》，W·W·NortonCompany（NewYork），年，第页。）在通过读、写能力传播具体知识方面，识字率与工业革命之间的联系也不很紧密。（注：见EvelynRawski：《EducationandPopularLiteracyinChingChina》，第页。）换言之，由于普通劳动者在技术进步中并未起关键作用，因此他们的教育与经济发展并无直接的关系。此外，近代早期英国的经济制度性变革，也主要出自经营管理者阶层而非普通劳动者。因此总的来看，在近代以前的经济发展中，教育似乎并未发挥重要的作用。（注：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很低，大多不具备独立经营的能力。因此当他们从事生产时，或者是依赖强有力的行会来组织管理其生产活动，或者是在手工工场主或工头的指挥下从事单一的劳动。马克思在研究工场手工业时指出：“在工场手工业中，总体工人从而资本在社会生产力上的富有，是以工人在个人生产力上的贫乏为条件的。”他并引用弗格森的话说：“在最少使用脑筋的地方，工场手工业也就最繁荣。”在18世纪中叶，某些手工工场甚至宁愿使用半白痴来从事某些简单的、然而构成工厂秘密的操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人民出版社〔北京〕年，第23卷，第-页）。而他们之所以不具备独立经营的能力，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缺乏起码的读、写、算的能力。）

　　然而，近代早期英国经验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情况，对明清江南并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诚然，如同在近代早期的英国一样，对于明清江南的许多工匠和农夫来说，不会读、写、算，也照样能够生活下去。但是，如果我们对实际情况进行更深入的观察，就会发现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在两地确实颇有不同。这种不同是由两地经济发展的特点所决定的，因此也可以说是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的产物。从以往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明清江南与近代早期英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异，集中表现在商业化水平方面。正是这个差异，使得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在两地变得颇不相同。

　　伊懋可（MarkElvin）指出：用近代早期西欧的标准来看，明清中国的农村似乎是“过度商业化”了。（注：MarkElvin：《ThePatternoftheChinesePast》，StanfordUniversityPress（Stanford），，第页。）其结果，是如柏金斯（DwightPerkins）所指出的那样，早在近代以前很久，中国农民就不仅在为市场而生产，而且掌握或了解抵押、地契、信贷和利息等商业活动的基本知识。（注：DwightPerkinseds：《ChinasModernEconomyinHistoricalPerspective》，StanfordUniversityPress（Stanford），年，第6页。）不过严格地说，他们的这些结论主要适用于经济发达的中国东部地区，而其中又以江南为最。此外，用近代早期西欧的标准来看，明清江南不仅农村经济高度商业化，城镇经济也高度商业化。由于江南城乡经济都高度商业化，因此从事商业活动所要求的各种基本能力也成为进行经济活动所不可或缺的条件。读、写、算是从事任何商业活动的基本能力之一。道理很简单：在商业活动中，记账和算账是最基本的日常工作。但是正如明代商人书《商贾醒迷》谆谆告诫的那样：“出纳不问几何，其家必败；算计不遗一介，维事有成”，“临财当恤，记账要勤”（注：收于李晋德：《客商一览醒迷》，第、页。）。因此即使是最简单的记账和算账，也需要有起码的读、写、算能力。由此而言，哪怕是从事简单的商业活动，也非具备一定的读、写、算能力不可。（注：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前引《警世通言》中关于宋金的故事。只有“会写会算”，才能在商业活动中找到饭碗。）

　　明清江南经济的高度商业化，因江南特有的经营方式而变得更加突出。众所周知，明清江南工农业的基本生产单位是以个体家庭为基础的小农场和小作坊。这种小农场和小作坊由农民和工匠独立经营，生产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同时在整个经济高度商业化的背景下，其经营活动也紧密地与市场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些小农场与小作坊中的主要劳动者，同时也兼为经营者、管理者和商人。对于这种集生产者、商人和经营管理者于一体的小农和小作坊主来说，他们每天都不可避免地要卷入商业活动，例如购买生产资料、出售产品、计算成本与利润、订立合同与契约、换算货币（钱、银），以及进行雇工、借贷、典当、抵押、交租、纳税乃至商务诉讼等活动。而进行这些活动，都需要起码的读、写、算能力。因此，起码的读、写、算能力是他们日常经济活动的基本能力。如果不具备这些能力，即使体力强健、手艺高超，也只能受雇于他人。而在明清江南，农业中的雇工并不常见，而工业中的雇工主要来自外地。江南本地人，绝大多数是自主经营的小业主（小农和小作坊主）。独立经营一个小农场和小作坊，并不像过去许多学者所想像的那样简单。明清江南的小业主，也决不都是以往许多史家所想像的那种可怜、保守、墨守成规、没有文化的单纯劳力。即使在农业活动中，对于读、写、算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前引江南“乡民习耕作，男子七八岁时亦从师读书，有暇则斫草饲羊，或随父母作轻便工”，“子弟就塾，率十五罢就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江南小业主中的许多人（例如《警世通言》中的施复），颇富于进取心和具有“企业家精神”。对他们来说，读、写、算能力当然至为重要。即使是那些“胸无大志”、只求能够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小农与小手工业者，也必须具有相当的经营能力，才能在那种由“过度商业化”所导致的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生存下来。而起码的读、写、算能力乃是这种经营能力的基础。不仅商业活动需要读、写、算能力，而且工业活动也需要这些能力。（注：例如，明清江南城市有为数众多的染坊从事纺织品的染色。这些染坊使用的技术，可见于成于嘉庆、道光年间的《布经》。该书可称为清代苏州染布行业的技术规范和标准大全，所记载的通过媒染、套染获得的色名多达90余种，有详细工艺配方的蓝色以外的“杂色”达70余种。不仅如此，这70余种配方都有多种原材料的用量配比。该书还在染色质量的检验方面列出了不少具体的评判标准（参阅范金民与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农业出版社[北京]年，第页）。要掌握这些技术操作细节，就必须能够阅读《布经》一类的书籍；而要能读这类书籍，则非须具有一定的读、写、算能力不可。）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实用数学知识在工业活动中的重要性，因为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全然忽视。众所周知，大多数工业生产活动都涉及到度量衡，而度量衡则以实用数学为基础。（注：明代数学家周述学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故其形体有长有短，有广有狭，有多有寡，有轻有重，是以立法名数以御之。度之以弓尺而长短广狭明，量之以斗斛而多寡审，权之以斤称而轻重晰；此度量衡三法，为数之纲也。”朱载堉也说：“夫物莫不有制，制莫不有则。规、矩、准、绳、度、量、权、衡，皆物之定制也。盖规以取其圆，矩以成其方，准以揆其平，绳以就其正，度以度其长短，量以测其多寡，权以审其轻重，衡以定其低昂。合是数者，然后谓之有制。”见周述学：《神道大编历宗算会》明伦类、总结类；朱载堉：《律学新说》卷四。均转引自劳汉生：《珠算与实用算术》，第页。）因此对于自主经营的小手工作坊主来说，这些数学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在明清江南出现了许多关于各种经济活动知识的实用性读物，如《陶朱公致富奇书》、《万宝全书》、《四民必用》等商人书，《沈氏农书》、《补农书》、《耕心农话》等农书，以及《杵臼经》、《布经》等工艺书。其中的实用知识，对于那些想要扩大生产、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的农民和工匠，是必不可少的。要读这类书，当然需要一定的阅读能力。总之，由于明清江南的教育（特别是大众教育）可以使受教育者获得基本的读、写、算的能力，因此这种教育的普及造就了大批能够自主地进行商业化生产的小农场主和小作坊主。

　　至于那些已经扩大了生产规模的业者（即经营地主和大型作坊主）来说，由于其经营活动更为复杂，因此所需的读、写、算能力也更高。不仅如此，为了经营他们的产业，还必需相当数量的“白领工人”为他们服务，充当各种层次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在较大的工业企业（如大型油坊、碾坊、染坊、踹坊、冶坊、船厂等）或工业组织（如丝织业中的账房、棉纺织业中的布号等）中，都需要相当数量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供销采购人员。（注：例如从《龙江船厂志》可见，在大型造船厂的生产中，各种船只的设计、督造与质量检查，物料、人工及其价格的计算，船厂收支的财务平衡，等等，都有非常专业化的规定，需要有关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掌握十分专门化的业务知识。又，年代桐乡石门镇，在一个员工总数为46-48人的中型油坊中，就需要管理、供销人员11-13人（包括老大[总管]1人，老二[副总管]2人，出使朝奉[主管销售]1-2人，出差[采买原料]2-3人，账房1人，管作朝奉[记账、验收]2人，管作朝奉[总领班]2人），约占职工总数的1/4（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第3章。）而在较大的田庄上，往往也需要有专业的账房、采买等人员。这些管理、技术以及供销采购人员必须具有一定的读、写、算能力，才能掌握所需的专业知识和商业知识。同时，从明代中期起，江南农村经济中出现了一种新经营方式，即一些地主“企图把农业变成企业性的东西，并使用大量的雇佣劳动者”（注：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年，第63-64页。）。其最出名的代表人物即是常熟的谭晓（即谈参）、涟川沈氏等。这种经营所需要的各方面知识远比一般小农为多，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出现了大量的农书。从农书中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自然有利于其事业的发展。

　　此外，即使就那些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而言，大众教育的普及也使他们能够在高度竞争的商业化环境中得以生存。周忱说：“天下之民出其乡则无所容身，苏松之民出其乡则足以售其巧”，原因之一是“苏松奇技工巧者多，所至之处，屠沽贩卖，莫不能之”（注：周忱：《与行在诸公书》（收于《明经世文编》卷二二）。）。江南人之巧当然不是天生的。如果他们没有起码的读、写、算的能力，“屠沽贩卖，莫不能之”是不可能的。

　　这里顺便说一句，明清江南工农业中，小企业（即小农场和小作坊）占绝对的统治地位。这一情况，在过去被视为一种落后的现象。然而事实却是：与当时的大企业相较，小企业显然更富有活力，更能对付各种挑战。（注：例如，官营大企业在明初的江南工业中曾占有很大分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大型企业日益衰落。取而代之的不是民间大企业，而是民间小企业。在江南农业中，明代前中期还有一些大经营，以后日益减少，到了清代则已经少见。换言之，小型农场（即家庭农场）已占绝对优势。）而小企业之所以更富有活力，重要原因之一是江南拥有大批具有能够独立经营小型企业能力的人才。（注：当然还有其他更加重要的原因。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参阅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0-》，第10、11章。）而在这些人才的培养和造就方面，教育的普及功不可没。从近代早期以来的经济史角度来看，富于活力的小企业是一种与西方发展经历中所体现出来的趋势非常不同的现象，或者说是一种中国特色。直至今日，小型企业在中国经济中仍然极富活力。由此而言，明清江南教育的普及和进步，对于后日江南经济成长模式的形成，也起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后，我还要说一句：正如我曾经指出的那样，我们若是为“近代至上”的偏见所蒙蔽，把古人看得愚不可及，那就无法真正了解过去。（注：李伯重：《控制增长，以保富裕：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行为》，刊于《新史学》（台北）第5卷第3期（年）。）为了真正了解我们的过去，就必须破除这种“现代人对过去的傲慢与偏见”，实事求是地分析过去的情况。本文对明清江南教育问题的讨论，就是我在此方面进行的一个探索。当然，限于直接史料的匮缺，我在对明清教育问题的研究上仅能做到目前所达到的这一步。我希望借此引起学界同仁对此问题的进一步